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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4年清军入关,定鼎中原,大清王朝取代崇祯和李自成,成为万里中原的新主人。然而,立国之初,清朝皇帝面临的形势却极为险恶。南北各地存在上百万的反清武装,包括前明残留军队、李自成余部、张献忠余部、南明朝廷,给新生的清朝构成致命威胁。
更为严重的是,清军统一战争过程中,大肆屠戮烧杀劫掠,又实行野蛮的“跑马圈地”和“逃人法”,极大损害了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激起了他们的强烈反感和怨恨。清朝的马刀和弓箭,只能勉强维持统治。只要一有机会,各地反抗力量和不满情绪就会如火山一样喷发。
康熙初年的三藩之乱,就清晰证实了这一点。清朝入关已将近三十年,吴三桂打出反清旗号,登高一呼,应者云集,江南数省闻风响应,顷刻之间江山易手,民心向背的巨大力量让清朝统治者感到一阵刺骨寒意。
为了尽快博得天下百姓的好感与信任,清朝必须拿出足够的诚意。康熙五十一年,康熙皇帝打出了一张大牌:“永不加赋”。大意是说,清朝征收赋税的标准,一概以康熙五十一年的赋税额度为征收基数,无论人口怎样增加都不准加税。
赋税是国家财政收入的最重要来源,是国家维持运转的重要保障,也是平衡国家与庶民利益的关键杠杆。历朝历代也经常会有减轻农民赋税的各种措施,但都是临时性的短期行为。康熙这一次的举动堪称大手笔,决心之大幅度之猛,空前绝后。乍一看确实是在减轻农民负担,老百姓应该感恩戴德才对。
但从百姓们的实际反应来看,却并非如此。康熙制定的这条规矩成为祖制,清朝皇帝坚持“永不加赋”也实行了200年,但效果令人失望。从乾隆时期开始,清朝就进入农民起义高发期,白莲教起义、天理教起义、太平军起义、捻军起义,此起彼伏连绵不断,次数之多规模之大,几乎创下了古代历史纪录。
清朝老百姓为什么不领情?原来其中大有原因。不是他们不领情,而是“永不加赋”根本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清朝初年征收的赋税,包括地银和丁银为两个大项,也就是按田地数量征收的田地税,和按人口数量征收的人丁税,此外还有名目繁多的其他税种。康熙所说的“永不加赋”,根本不是所有赋税项目,仅仅是指人丁税一项而已。
雍正时期,又实行了另一次重大变革“摊丁入亩”,直接把人丁税折算入田地税中,人丁税作为一个单独税种已经不复存在,因此严格来说康熙的“永不加赋”至此已经名存实亡。
随着清朝人口不断增多,管理成本和国家机器规模日趋庞大,清朝皇帝开始挖空心思增加税收额度。明目张胆增加正项税收显然有悖“祖训”,但办法有的是——增加新税种。在此背景下,一些五花八门、光怪陆离的税种纷纷出炉。
比如有一项名目叫“浮收”,是指在正项皇粮的征收、储存、运输、保管过程中会产生必不可少的费用,清朝规定把此项支出折合入皇粮中,百姓交纳皇粮一石,只能折合为八斗,一下子增加百分之二十的负担。这个比例还算轻的,清代后期很多地方的浮收额度甚至超过正项。
还有一项叫“火耗”,情况大体与“浮收”类似,国家的税银在征收、熔铸、运送时会产生损耗,也要分摊到百姓头上,火耗的征收比例更为惊人,达到正项税银的百分之三四十是常态,数倍于正项税银也稀松平常。
除了浮收、火耗,清朝还陆续开征厘金、矿税等名目繁多的税种。综上所述,清朝的“永不加赋”听着挺震撼,其实完全是个雷声大雨点小的噱头,给清朝皇帝赚足了眼球,百姓的负担不但丝毫没有减轻,依旧日益繁重,出现农民起义是自然而然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