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宦官制度是怎样的?阉党与东林党的斗争结果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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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监作为我国封建王朝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特殊群体,自先秦时期开始,便始终活跃在上下两千余年的封建历史长河中。在隋唐以前,太监即为宦官,而早在周朝建立之时,宦官制度就已经初具规模,而这些成天环绕在皇帝身边的人,虽无半点政治实权,却往往能够搅动天下之事。

要知道,自秦朝的赵高开始,宦官乱政的现象在任何一个朝代都屡见不鲜,尤其是在一个王朝的末期,当皇权统治摇摇欲坠之时,宦官集团便开始纷纷“亮相”,左右着王朝的前进方向。

而在我国古代的诸多政治体制中,宦官制度一直以来都是极为“别扭”的存在,一方面朝廷为了牵制群臣,不得不重用太监,另一方面又担心宦官会对皇权统治造成不可扭转的影响,如唐代宦官乱政的现象出现,自唐德宗之后的十位继承人,其生死皆为宦官所掌控。

而作为唐朝时期中日文明交流使者的“遣唐使”,虽对大唐帝国的文化进行了全面吸收,却唯独两样制度不曾学习,一者为科举制,二者便是宦官制度。因此,在有了唐朝宦官乱政的前车之鉴后,宋元时期的宦官体制被朝廷极力限制,尤其禁止宦官集团染指军事领域,以避免再次发生前朝宦官掌握中央禁军的情况出现。

但自明朝建立后,宦官集团不仅再度“粉墨登场”,甚至还被抬升到了漫长封建历史中前所未有的高度,现如今,在诸多对大明王朝予以批判的观点中,就不可避免的包括了明朝的宦官制度。要知道,自明英宗身边的贴身太监王振开始,直至最终被誉为“九千岁”的大太监魏忠贤的倒台,明朝宦官制度由盛转衰的过程,竟成为了整个王朝走向覆灭的见证。

之所以这么说,则是因为自打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被年轻气盛的崇祯皇帝连根拔除后,早已被压得不见天日的东林党人,纷纷反扑,大有“重整河山”之势。但实际上,早在魏忠贤出现之前,东林党内部,也就是整个朝廷的官僚体制中,贪墨腐败现象极为严重,而魏忠贤尽管坏事做尽,却有一个令史学家也无法忽略的重要功绩,即通过,竟在一定程度上挽救了摇摇欲坠的大明王朝。

举个例子来说,根据史料记载,天启皇帝在位时,阉党虽然猖獗,但朝廷的税收却年年有所保障,仅仅江南地区的茶叶税,年入库银便高达二十余万两。但自魏忠贤倒台,崇祯帝为了抵御外敌上收税银,寻便全国都收不来十万两。这是因为魏忠贤得势期间,曾大肆对江南地区加收工商税,即向江南地区的商贾大家收税。

要知道,明朝中后期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也同魏忠贤加收的工商税有着一定关系。因为阉党势力只注重于“利”,并不在乎那群酸腐书生的“朝廷焉能与百姓争力”的鬼话,只要有利可图,大不了就搜刮商贾,既满足了朝廷的需要,又充实了他们自己的口袋,同时也可以令江南地区的商业活动持续发展。

可东林党人的内部组成,大部分都集中在江南地区,为了不使自己的根基受损,东林党便强行改变朝廷的税收策略,将原本由富商巨贾承担的工商税,大部平摊到农民头上,并美名其曰“农为国本,商为市末,本既不固,末枝焉存”。

可问题是,放眼当时整个世界的经济结构,农业缩水已呈大势所趋,加之年年战乱饥荒,即便富饶的江南地区,农民仅仅凭借自家的一亩三分地,也难有利可图,正常的税赋尚且捉襟见肘,又何况平摊商贾的税银?

更有甚者,莫管史书对天启皇帝在位时,如何痛斥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但有一说一,天启年间民间造反的现象,屈指可数,且都未动摇朝廷根基。可自东林党再度崛起,一番大刀阔斧,清风朗朗之后,换来了什么?江南地区纷纷造反,朝廷经济领域尽趋崩溃,东林党人的腰包却浑圆锃亮。

再者,明朝后期关宁防线的建立,同样也和魏忠贤有着密切关系。尽管魏忠贤染指兵部的动机或许不纯,但不得不说,正是在魏忠贤的推举之下,如孙承宗、袁崇焕、祖大寿等将才纷纷得到了重用,被视为大明朝铜墙铁壁的关宁铁骑,对塞外部族起到了威慑作用。

但所谓城门失火殃及池鱼,魏忠贤被扳倒后,孙承宗、袁崇焕等人不可避免的赴了于谦的后尘,割在袁崇焕身上的三千余刀,既是在逐步分割大明朝的命数,同样也是阉党最后一次对东林党人的讽刺。

更为令人感到费解的是,或许是由于被阉党压制得太久,重新得势的东林党,已全无万历年间“实体达用”的信仰。如果将万历年间东林党的活动,视为替皇帝驾车,匡扶正道的话,那么在崇祯一朝,东林党的“车祸”不计其数。除了上文对朝廷经济的错误决断外,以杨昌嗣为首的一批人,曾极力劝诫朝廷“攘外安内”,即先同边境虎视眈眈的后金政权斡旋,然后将国内各地叛乱平息,再一举御敌。

其实从当时的政治格局来看,就算杨昌嗣的办法不怎么高明,也好过一众东林党人以“天朝不臣蛮首”为由,拒绝向后金谈判,这就导致在大明王朝气数将尽的最后一刻,朝廷对内无平乱之能,对外无御敌之策,两面夹击之下,冲入紫禁城的,竟还是以李自成为首的“内乱分子”,不可不谓之讽刺。

顺带提一句,崇祯帝煤山自缢时,可是曾留有“虽朕薄德匪躬,上干天怒,致逆贼直逼京师,然皆诸臣误朕也”。值得注意的是,崇祯帝这句话说的虽然有些“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之嫌,但仅从崇祯一朝东林党人做的一系列事情中,或许也能印证此话所言非虚。

更何况,一向以忠君爱国,宁死不屈的东林党人,已尽作鸟兽散。而在崇祯帝自缢煤山的最后一刻,身边却只有一个名为王承恩的太监陪伴左右。

因此,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集团,尽管在当时确是无恶不作,祸乱朝纲,但远远没到如唐朝时加速国家覆灭的地步,恰恰相反,正是由于皇权的绝对威严,任由朝中阉党四窜,却始终没有对皇权造成过实质性的影响。同样,出自东林党人所撰写的史书,也不能以此来作为评判那一时代的唯一标准,毕竟是“青史善恶明,红尘是非多”,在对待阉党和东林党的斗争时,还是要保持一个冷静的头脑,不可偏听偏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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