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真的存在重农抑商的情况吗？真相是什么
跟着知秀网小编一起探寻历史上真实的春秋战国。
说到春秋战国，咱们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当然是“百家争鸣”，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思想大爆炸时代，春秋战国时期的学术成果，几乎奠定了其后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政治、军事理论、思想和文化基础。
但也许让人意外的是，这一时期，也是中国古代商品经济的黄金时代之一。一些诸侯国将商业活动确立为顶层战略，并由此改变了国家实力;而那些商人中的佼佼者，不仅积累了可观的财富，甚至因此封君拜侯，并对时代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这里说的可不仅仅是吕不韦)。
周王朝并不重农抑商，齐国通过工商业改变了国家命运
在古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首先与劳动工具息息相关。至周王朝建立时，以青铜器为主要器具的中原大地，生产力整体上还是比较落后的。再加上交通不便、信息沟通不畅，人们的活动范围被局限在以部落、族群为单位的小范围内，各司其职，所以后来的老子这样脑补这个时期：“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
但对更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人作为高智慧生物的本性。所谓“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人们生活水平如何，是关系到统治是否稳定的关键因素。因此，周王朝建立后，周天子大肆分封诸侯，除了要加强统治外，也是出于加快国土的开发、实现各地区“共同富裕”的目的。
在具体到生产环节，当初的各个工种，貌似也并没有什么高低贵贱之分，《尚书·周书》中这样形容当时各大群体的重要性：
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
虞即虞人，指的是开发山泽的人员。从这段话可以看出，商人在当时并不被压制，甚至被视为关系到吃、用、钱这“三宝”流通的关键角色。而在其后，一个诸侯国更是通过大力发展工商业而彻底改变了国家地位，这就是齐国。
当初姜太公被分封到营丘时，这个远离中原核心区的遥远东方还是一片贫苦之地：“地潟卤，人民寡”，即多是不适合耕种的盐碱地，人烟稀少且贫穷。但作为当时顶级的智者，姜太公因地制宜，大力发展丝麻纺织业、渔盐业，并将这些特色产品运到各国开展外贸。这样一来，大量的财富、人员纷纷流向齐国，最终出现了“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的景象，即：齐国制造的冠带衣履能够供应全天下使用，以至于东海、泰山之间的诸侯们悉数整理衣袖去朝拜齐国。
用我们今天的概念来讲，齐国是当时天下的头号制造强国，由此掌握了各国的生命线。后来齐国中道衰落，管仲掌权时，再度拾起姜太公的“产业强国”政策，设立管理财政的九个官府，使齐国成为了春秋首霸：“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此后数百年，依靠着工商优势，齐国世代稳居一线强国之列。
勾践、范蠡、子贡：以商业强国、富家、助学的楷模
而到了春秋年间，随着铁器的大规模运用，社会生产力得到进一步提高;而出于军事目的，交通条件也不断完善，则为促进为商品流通提供了客观的便利条件。这一期间，再次出现了弱国通过重视商业而改头换面的案例。
公元前494年，吴越争霸期间，越王勾践被吴王夫差击败，不得不俯首称臣。其后三年里，他被扣押在吴国、为夫差“驾车养马”，赢得了对方的信任，最终才得以回国。为了报仇雪恨，他“卧薪尝胆”，起用文种、范蠡、计然辅佐自己。
《史记·货殖列传》中称，计然为勾践提出了强国七策，其中大部分是经济手段，比如由政府平抑物价：“平粜齐物，关市不乏，治国之道也”;研究市场货物的多寡，及时低价买入、高价卖出，并保持货币的快速流通：“论其有馀不足，则知贵贱......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财币欲其行如流水”。
勾践按照计然的策略治国十年，越国逐渐富庶起来;其后他以财富为诱饵激励将士奋勇作战：“厚赂战士，士赴矢石，如渴得饮”，如愿灭掉吴国，并称为春秋五霸之一。
而目睹了这一过程的范蠡，则产生了另一番想法：“计然提出的七条策略，越国仅仅用了其中五条，就实现了咸鱼翻身;那我用它来治家，岂不富得流油?”于是他改名朱公，来到了“天下之中，诸侯四通”、当时的贸易中心—陶邑，开始了自己的从商之旅。他依照计然的经营理念，囤积居奇、随机应变，19年中，有三次赚到千金之财;而在他死后，他的子孙后代延续了这一经营思路，最终使家产达到“巨万”(形容极多，数不胜数)。
后来，“陶朱公”就成了富翁的代名词。
而孔子之所以能名扬天下，则主要源于他有一位善于经商的弟子——子贡。
在孔子那里学成之后，子贡前往卫国做官，其后又以“贱卖高卖”的手段在曹国和鲁国之间经商，并成为孔子门下70多位弟子中的首富。后来，他乘坐四马并辔牵引的豪华马车，携带重金四处访问、馈赠诸侯，以此推广他师傅的贤名;所到之处，那些君主与他只行宾主之礼，不行君臣之礼。因此，司马迁认为，孔子之所以名扬天下的原因，大富豪子贡不计成本的包装功不可没：“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
战国至秦朝时期，商人成了时代的宠儿
在魏文侯时期，当李悝正苦心孤诣的研究如何以变法鼓励生产、开发土地时，身在洛阳、处于周天子地盘上的白圭却通过倒卖货物，轻轻松松的富可敌国。他的致富秘诀在于观察市场行情以及农作物的丰歉，严格贯彻低买高卖的原则;当粮食大丰收时，他就低价购入、高价出售出售丝、漆;而当蚕茧结成的季节，他则顺势买进，并高价出售粮食;此外，他还会根据天象的演变预测作物的旱涝，总能及时预测到市场的走向。通过这些组合手段，白圭终其一生，经商几乎没未失手，他甚至因此得意洋洋的说：“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
而猗顿原本是鲁国贫寒书生，在穷困潦倒之际，他听说了陶朱公的致富传奇后，急切的“往而问术”;而后者也毫无保留的为他指点迷津。在学成之后，猗顿来到西河(当时属魏国)，先后从事畜牧业、盐业，短短十年中，成为了与师父陶朱公齐名的巨富。
而赵国邯郸郭纵、郭开家族，则借着与赵氏的交情，成功垄断了赵国的冶铁业，成为了“与王者埒富”、持续两百多年的富豪家族。
而在以商鞅变法立国的秦国/秦朝，商人的地位也依旧坚挺。
当初公孙鞅在秦国推行变法，公布的第一项法令就是《垦草令》，顾名思义，即鼓励人们开垦荒地。为了避免人们投机取巧、从事商业，公孙鞅曾明文禁止商人买卖粮食：
使商无得粜，农无得籴...无裕利，则商怯。商怯，则欲农。
即禁止买卖粮食，掐断商人低买高卖、赚取利润之路，逼迫所有人务农。秦国正是围绕着“农战”，逐渐实现了国富军强。
但随着扩张事业的不断深化，无论皇室消费需要，还是是行军打仗、对新占领地的建设，都需要大量的财富;甚至秦庄王嬴异人之所以能登上王位，靠的正是商人吕不韦的赞助。另一方面，土地开垦到一定地步后，客观上也允许部分人从事商业，秦国对商人的限制政策并没有严格贯彻。
而在我们的想象中被视为执政“残暴”、将“愚民”政策执行到极致的秦始皇嬴政，实际上对商人却极为大度甚至客气。
一位是“畜牧大王”乌氏倮，生活在战国末年至秦朝时期。他的经商流程是这样：第一步，养牛养马，然后卖掉;第二步，用所得的及金钱购买各种奇珍异宝，偷偷献给戎王，戎王则以十倍的价值予以回馈，所送的牲畜多到以山谷为单位来计算;第三步，用部分牲畜“报效”朝廷。
而秦始皇嬴政也投桃报李：“令倮比封君，以时与列臣朝请。”即享受封君的待遇，与其他文武一样按时入朝退朝，可以视为资本家凭借财富而进入权利中央。
第二位—巴郡的寡妇清，由于祖上垄断了一处朱砂矿，家产因此多到不计其数。清不仅能守住先人的家业，而且还能依靠着财富保护自己，终身守寡而未被人侵犯。因此，秦始皇把她视为贞妇、以礼相待，甚至还亲自下令为她修筑了“女怀清台”(跟后世的牌坊一个意思)。
由此可见，与我们想象中不同的是，在春秋战国乃至秦朝时期，中原王朝并不抑商，甚至将商业、商人视为社会经济、政治构成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其实这也不难理解，无论任何统治者在位，首要的任务有二：对内，使国家富裕，百姓的生活、劳作得到基本保障，以稳定统治;对外，在春秋战国时期要战胜外敌，攻城略地，统一天下后，要北征匈奴、南平百越，这都需要大量的财富作为支撑。无论任何时代，商业并不是洪水猛兽，关键在于怎么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