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变法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影响了贵族权益吗?

知秀网小编知道读者都很感兴趣王安石的变法为什么会失败?今天给大家带来了相关内容,和大家一起分享。

首先,王安石值得我们尊敬、崇敬,即使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他都是一位人品、能力俱佳的完美政治人物;至于他的变法为什么失败,原因很现实:动了既得利益者的奶酪,而唯一支持他的宋神宗却又有心无力、英年早逝。

王安石:封建时代的完美人臣

与一些杰出政治家幼年贫苦、通过努力出人头地的“励志”经历不同,王安石自小家境优渥,其父亲历任韶州和江宁府的通判。在北宋时,通判是州郡的副职,与权知军、州事共同处理政事,并且还有督查、审核官员的职责。生在这样的地方大员之家,王安石称得上是个官二代。

但与当今某些官二代、富二代的不学无术不同,王安石自小就比较上进,而且天生极度聪明,据说有过目不忘的才能。年仅24岁时,他就考中了进士,据说本来位列第一,但由于卷子中有个字眼犯了朝廷的忌讳,因此被降为第四。

王安石位列唐宋八大家,至于他的文采,在此不再赘述。在政务能力方面,他早年担任鄞县知县时,任期刚满,县里人就给他建立了生祠,其后以自己的能力步步高升;在人品方面,更被一些同僚视为楷模,他的夫人曾给他买了个妾,但得知这个女士是因为家里要赔偿官府而被丈夫卖掉后,王安石立马把她送回去;与其他醉心于功名富贵的士大夫不同,除了文学、政事外,王安石对个人荣辱富贵毫无兴趣,据说,有一次官差来他家送信,看到穿着朴素、毫无架子的王安石,竟以为他是府上的仆人;因此后来他被政敌羞辱“囚首垢面而谈诗书”,也就是穿着像个叫花子一样,还敢沾污诗书这种高雅之物。

但王安石并不是一位清高的出世者,他对北宋当时积贫积弱、内忧外患不断的处境极为担忧,早在宋仁宗时期,他就上了一封万言书,主张进行彻底的改革,但并未引起朝廷重视。

对这样一位完美士大夫,宋神宗还是太子时就对其极为仰慕,因此在即位后立即把他召进朝廷委以重任,并全权负责改革事宜。

王安石变法的本质:削弱权贵利益,实现国强、民富

用积贫积弱来形容北宋朝廷,并非夸张。为了应对契丹、西夏等异族政权,北宋的禁军增加到八十多万;为了负担浩大的军费,民间的税率已经高到怨声载道的地步,但这还远远不够,以至于朝廷不得不花光赵匡胤、赵光义时期的储蓄,史书称“百年之积,惟存空薄”。后来李元昊向北宋称臣,但代价是宋朝每年“赐”给他绢十万匹、白银十万两、茶叶四万斤,民间负担更为沉重。同时,由于上百年的重文轻武,北宋“人不知战,国不虑危”,军队战斗力差到无以复加。

但北宋并不是没钱,但钱在哪呢?在士大夫、官员、地主手里。当初为了鼓励人们弃武从文,北宋统治者对文人阶层关照呵护备至,其中有一条,就是可以免交很多名目的赋税。

而王安石的变法,正是为了扭转北宋当时的弊端,无一不是要放既得利益阶层的血,举例说明:

经济改革的核心——青苗法,每年的青苗时期,农耕即将开展、百姓急需用钱时,由官府出面向放贷,收取利息二分;而之前这部分工作时民间的富商豪强的专利,他们收取的利息是五分。所以,青苗法既降低了百姓负担,又增加了朝廷的收入,但唯独损害了权贵的利益;

募役法,允许百姓以交钱来抵消徭役(就是义务为官府干活);原本不用服徭役的官宦之家、寺庙等,也要按照旗下人口数量缴纳一定的费用,标准只是寻常百姓的一半。这一政策极大解放了基层老百姓,并且特权阶层也得按人头收税,能够杜绝贫民依附豪强、有效打击土地兼并,是标准的利国利民之举,但巧的是,又让权贵付出了一点代价;

市易法,有点像汉朝时的常平仓,即由官府设立交易所,维持物价稳定、避免大商富贾炒作物价,显然,这一政策又触动了某些人的利益;

在军事方面,推行保甲法以取代募兵法,削减臃肿的军人数量,转为追求质量,本质是要恢复初唐的府兵制,但这一制度的前提是要耕者有其田,再次触动大地主们的利益;

同时,王安石的变法主要内容还有鼓励各阶层养马,取消更戍法、给军队固定主将,恢复废除已久的武举,改变科举考试内容、废除诗赋增加政论,改革官制、去除冗官等等。

因此,王安石变法,实际上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对北宋的弊端进行彻底的整顿,对社会利益进行重新分配,说白了就是要割权贵、士大夫们的肉,来为朝廷输血、为百姓减负、提高军队战斗力;虽然利国利民,但却得罪了整个官场以及地主富商,理所当然遭到了当权者们的一致反对。而支持他的,也许只有宋神宗。

独木难支的宋神宗

宋神宗年仅20岁即位,他胸怀满腔抱负,不仅要收复燕云十六州,更想重振中原王朝的雄风、恢复汉唐威武,一雪祖宗们遭受的耻辱。而要实现这一目的,必须进行改革,因此他即位不久,就把之前曾上书请求改革的王安石召进朝廷、委以重任。

但此时的北宋可谓积重难返,特权阶层早已形成、土地兼并日益严峻,既得利益者们早已结成了一个足以影响北宋政权安定的特权阶层。同时,由于长期以来对文人的宽仁政策(比如“誓不杀大臣即言官”的家训),北宋朝廷丝毫没有汉唐时令行禁止的作风,那些大小官员甚至以跟皇帝作对为荣,对于大小政策更是时常鸡蛋里挑骨头,专门以拆台为乐(有点像如今西方政府某些反对DANG),更别说会危及到自身利益的变法。

因此,当王安石变法颁布的那一天起,来自各级官员的抨击、反对之声就不绝于耳,甚至阳奉阴违、曲解乱来。而在军事方面,由于上百年的重文轻武,北宋的军事人才极度缺乏,尸位素餐、混日子的将士不在少数,彻底改革谈何容易。

总之,看起来王安石变法与战国时期的商鞅变法颇有一些相似,但两者面对的各项主客观条件相差悬殊,再加上当权阶层巨大阻力,更像是脱离了现实的理想主义,其失败也在必然之中。变法之后,北宋虽然也取得了“熙河开边”这样的成绩,但面对朝野无处不在的使绊子、下黑手,各项措施落实得并不如人意。公元1082的永乐之役,北宋战败,200多位军官战死,并损失了二十多万军人和民夫,宋神宗悲痛不已、当朝痛哭,三年后郁郁而终,年仅38岁。他死后,王安石变法也随之被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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