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朝灭亡的罪魁祸首是谁？二世昏庸只是一部分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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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秦朝灭亡的原因是二世昏庸，对，也不对。

二世的责任只有两方面：其一， 继位手段不正，给予他人造反的一个借口;其二， 在关东起义造反之后没有采取正确的应对措施。也就是说，二世只是造反的借口，也只是应对不力，但造反并不是他造成的，至少95%以上的原因和二世没有关系。

二世为他人背了太多的锅。当然，也并不是说二世问题不大，二世昏庸无能没错，但是他的昏庸从时间上来看还来不及造成任何坏处，要知道陈胜起义是在二世元年，就算是二世是撒旦下凡，他也没能力这么快就搞得全国水深火热。

那么这个责任要谁来担呢?两个人!一个，秦始皇!他具有无可推卸的责任!另一个，商鞅!

这就要从秦国商鞅变法及法家思想来说了。自从《大秦帝国》这部剧火了之后，很多人对秦国这个国家的认识简直是调转了540度，对法家思想也大肆吹捧。甚至很多人认为法家思想是法治的启蒙。

然而，先秦的法家不但和今天法治有天壤之别，甚至和两汉之后的法治也完全不是一个概念。严格来说，所谓法家，他的核心思想可以说甚至和“法”这个字都没有多大关系，法家的核心思想不是“法”，而是“军”，法家的核心理念是：一、如何打造军国主义的政府和国家，供国君调遣;二、如何高效地攫取民力，以充军实。

战国乱世，谁的枪杆子硬，谁就是老大，商鞅变法正是针对这个目标而施行的。所谓法家，最根本的行为只有两个：消灭君主的政敌、从老百姓那里攫取到最大的资源和力量。军功爵、废井田都是出于这个目的。所谓“法”，只是因为所攫取的力量来源是老百姓，而要攫取他们的力量必须赋予他们劳动的权利和资本，而要赋予他们一定的权利，只能是从贵族手里抢，这才使得“法”这个概念产生出来。

所以说先秦的法家所谓的平等法治，只是因为要从贵族手里夺取利益才这样说，和我们今天所谓的平等完全是两码事。甚至为了能最大限度地攫取民力，法家需要民众像机器一样只会干活，不会思考，这也是法家愚民思想的成因之一，我们可以从商鞅、韩非、李斯多人的理念中，发现法家思想是要禁锢老百姓的思想，他们只能干活。

这样的制度，的确可以迅速地提升自己的军事力量，然而，另一方面，这样的制度实际上是在透支自己国家的经济力量。很多人说，商鞅变法刺激了经济发展，没错，从某些特定方面来讲，的确是这样，商鞅变法在攫取民力的同时，确实也提升了民众的生产能力。但他所刺激的经济非常单一，只有两方面，粮食和桑麻，其他方面则因为商鞅变法基本归零，而且粮食桑麻这些方面也是生产处一些产品立即就是被国家拿走，无法形成资源积累，扩大生产，这就是这种经济不可持续的原因。

然而，很多人会问，秦始皇有六世余烈可以奋，没有看出什么透支国力的兆头啊?的确是这样，秦国富国强兵之后不断的打击六国(所谓富国强兵中，强兵是真的，富国实际上只做到富国君)，从六国处不断地压榨土地、金钱、人力，自己国家老百姓所透支的力量，全部可以由掠夺来补给。然而，灭了六国之后还能这样吗?

我们可以看到，秦商鞅变法之后，所有的动作都是集中力量办大事。在战国乱世，的确是这样，所以我们不能否认商鞅变法的正确性。因为商鞅所想做的，的确做到了，秦国很快拥有了最强大的军事实力。然而这种制度在战乱时期是可以的。到了和平统一时期，却会为国家带来灾难。当然，这我们也不能怪罪商鞅，因为商鞅可能根本就没有想过秦国统一之后的事情。

那为什么法家思想会为和平时期的国家带来灾难呢?这我们就说说这位秦始皇了。商鞅也许没有责任预料统一之后的事情，但是秦始皇却不能推卸这个责任，统一之后该采取什么样的国策，是作为一个合格帝王必须考虑的问题。

秦始皇没有意识到这个时候，是需要更改国策的时候了，这时候商鞅的制度已经不适合这个庞大帝国了，这时候需要采用的是老子的治国理念了，然而长期的法家熏陶使得秦始皇不可能意识到这种变化，法家思想的禁锢不仅仅是禁锢了老百姓。

秦始皇的做法是延续法家治国的方式，两个特点：其一、继续愚民，这也就是为什么会有焚书坑儒，虽然焚书坑儒的真相是什么，焚的什么书、坑的什么人争论很多，但是一点是没有的洗的，不管怎么明面上说原因，实际上的动机都是要限制思想和言论，焚书坑儒看似是秦始皇的个人行为，实质上这受法家思想的延续。

其二、 继续集中力量办大事，可以说秦始皇已经习惯了六世祖宗攫取民力干大事的习惯了，在统一之后，仍然是这样，实行法家思想的必要条件，是要有外部的敌人，所以才用了法家思想的秦始皇有敌人要干，没有敌人创造敌人也要干，所以有了修长城、造宫殿、征南越。甚至开句玩笑的说，由于长期的集中力量干大事，导致秦始皇在统一之后攫取了民力不知道该干什么，只能去找些事情干，当然不是说这些事情不重要，而是这些事情并不像战国时代那样迫切和要命，不干立马就死。

商鞅和秦始皇都没有意识到，这种透支国力的行为在战争年代可以考掠夺来补充，然而在和平年代，却无法持续，因为民众无法承担这样的压力。其实压力还是那些压力，只是以前秦国民众有的掠夺、有的补充，现在的秦帝国百姓只能陷入“内卷”。于是秦国不堪重负，这是秦帝国爆发动乱的最根本的原因，有人说秦朝灭亡是因为秦始皇死得太早，我只想说，秦始皇死得越晚，秦帝国的动乱威力越大，因为这个动乱就是他自己造成的。

刘邦真正出色的地方，正是他不但看到郡县制的好处，还看到了法家思想的弊端。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历来王朝国力上升的时期，基本上都是无为而治(相对的无为，并非啥都不做)，汉的高惠文景、唐的太宗高宗。但是，黄老之治是无法令君王满意的，虽然这样的制度其实更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因为轻徭薄赋让老百姓有了更多的生产资源和选择，只有越来越多的生产资源积累在老百姓的手中，他们才能进一步扩大生产能力，形成不断创造新的资源的循环。

但这样的制度无法把力量集中到政府手中。于是汉武帝又想起了法家思想，然而对于秦朝灭亡心有余悸，所以他需要对法家思想进行一下包装，所有有了董仲舒所谓的儒家，所以说汉朝的儒家，是加上是外儒内法，所谓霸王道杂之，实际上王道只是说一说，真正袖子的藏着的是刀子。即便有儒家的包装，汉武帝时期仍然走向了实质上的法家，所以汉武帝仍然没有逃脱汉朝国力由盛转衰的极值点。

其实，诸葛亮才是真正意识到了这样的法家制度只有靠外来的资源来补充，才能弥补国家对于百姓的过分攫取，所以诸葛亮才不断地提出北伐的口号。一来，明确告诉这些利益被剥削的益州本土阶层，我们的都城在长安和洛阳，全天下的资源都是我们的，我给你们画饼，你们别闹。

二来，我也却确实北伐，但是抢资源就是吃柿子捡软的捏，我打陇右，给你们抢一些容易的资源，虽然不是来自长安的资源，但是确确实实也给你们抢到了资源，饼虽然不是老字号的，但总归是有一点，还是你们别闹。当然，事实是，陇右这个资源也没抢到，好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