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都不了解吕后和诸吕之乱,接下来跟着知秀网小编一起欣赏。
公元前180年,西汉朝廷的吕后刚刚去世,就爆发了“诸吕之乱”,在这场宫廷斗争中,曾经威风八面的吕氏遭到了灭顶之灾:“遣人分部悉捕诸吕男女,无少长皆斩之”。
这不禁让人产生一个疑惑:那些功臣、藩王为啥等到吕后死后才对诸吕动手?只是因为害怕吕后吗?
实力对比是次要的,行动的合法性考虑才最关键。也就是说:吕后活着时,功臣们对诸吕动手是师出无名的;但在她死后,则理直气壮。
也许是因为武则天、慈禧的反面案例,咱们对古时后宫女性“垂帘听政”的做法极为反感,甚至有“牝鸡司晨”之类的贬损。但在实际上,在古代帝王年纪尚幼时,他的母亲(即太后)临朝称制、代为处理朝政其实是很合理的,在历朝历代都屡见不鲜,即所谓的“名位既正,体同皇极”,符合封建政治逻辑。
而吕后则更加名正言顺。
首先,“吕后为人刚毅,佐高帝定天下,兄二人皆为列将,从征伐。”吕后是刘邦的结发妻子、身份名正言顺,而且劳苦功高、个人能力极强,韩信、彭越这些刘邦想杀却又不好意思撕破脸的功臣,都是由吕后操刀除掉。
吕氏家族其他成员同样不容忽视,吕后的哥哥吕泽、吕释之,妹夫樊哙都因战功封侯,是功臣集团中的实权派;
其实这就是在与戚夫人的争储之战中,吕后能得到功臣集团全体支持的重要原因。
第二,刘邦的认可。刘邦在病重去世前,曾与吕后交流接下来几任丞相的人选,这就意味着,他已赋予了吕后在汉初政治中的地位;
其三,现实的需要。西汉初年挑战重重,对外有强悍的匈奴威胁,对内经济凋敝、人口锐减、国弱民贫,功臣勋旧群体的利益需要调和,这些都要求在位的统治者具备足够的能力、资历与威望。而汉惠帝年仅十六岁,且性格温和柔弱,显然难以独自肩负起这份责任。
而吕后则能够很好地满足这份需求,她的资历、见地、权势、威望和手段,与那些男性功臣相比丝毫不落下风;而且刘邦在世出征时,她已经时常镇守长安,处理政治事务驾轻就熟。因此,在刘邦驾崩后,吕后对草创的西汉朝廷而言无疑起到了定海神针的作用。
因此,在刘邦死后,劳苦功高的吕后以太后的身份临朝称制,合情合理、正当合法,这也是朝野上下接受她实际执掌朝政的原因。
那么,为什么在其后吕氏联系掌权十多年,甚至违背刘邦留下的“白马之盟”、肆意分封诸吕为王、打压迫害刘氏宗室的情况下,一直没人挺身而出、甚至接受现状呢?
首先,吕后虽然对情敌戚夫人手段狠辣,对刘氏宗亲也毫不客气,但对功臣集团的利益则毫无侵害,比如她完全按照刘邦的遗命,安排萧何、曹参、王陵、陈平、周勃主政,并没有刻意培养自己的官僚派系;
其次,吕后虽然违规提拔诸吕为王,但她跟后世的武则天不同,所作所为的本质只是为了维护家族利益,没有丝毫要改朝换代的想法。
其三,吕后虽是“女主”,但她在位期间颇有合格政治家的风范:
她沿用了黄老之术、与民休息的思路,不扰民、不殃民,注重发展民生;支持汉惠帝废除挟书律等秦朝时期的苛政,在政治、经济上全面“顺流与之(民)更始”,推行仁政、刑罚罕用,经常大赦天下,吻合了常年战乱后中原社会的现实需要。
《史记》称,在吕后当政期间,“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天下晏然,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西汉王朝的民生、经济等逐渐走上正轨,为其后的文景之治奠定了基础。
因此,在这十几年中,即使吕后的一些做法有过界之嫌,但那些功臣、宿将、诸侯王,顶多在私下表达下怨气;在明面上,无论从法理、道义、实力对比层面来看,他们都不得不接受吕后的威压。
但随着吕后的去世,诸吕就彻底失去了继续大权独揽的理论基础;若想维持现状,他们只能保证自己具备足够的实力、强悍的意志。可惜的是,诸吕的“官二代”们并没有这份能耐。
也许是太过于急切地想保证吕氏家族的利益,聪明一世的吕后忘记了“大功不可久任,大权不可久执,大威不可久居”的道理。她知道功臣集团对自己的行为不满,于是在去世前,刻意让自己的侄子分管禁军,保证“枪杆子”在家族手中。
在去世前,她甚至再三吩咐吕产、吕禄:“高祖与大臣约,非刘氏王者,天下共击之。今王吕氏,大臣不平。我即崩,恐其为变,必据兵卫宫,慎毋送丧,为人所制。”即她已经预测到了功臣们会有所动作,因此叮嘱侄儿们一定要牢牢掌握军队,千万不要擅自离开宫城,甚至不要给自己送丧(后世的曹爽明白这道理就好了)。
可惜吕产、吕禄并没有父辈那样的能力与胆色,最终被莫须有的罪名连根拔起。
史书称,“诸吕用事擅权,欲为乱”,但任何史料中都不能提供他们“作乱”的证据。从道理上来说,他们掌握了朝廷的武装精锐,位居王侯,还掌握了幼主,维持现状对他们而言是最有利的,为什么会主动挑起政治动荡?
而且,随后吕禄在郦寄简单几句说辞下,就主动交出了将军印缓、把军队指挥权交给太尉周勃,其后只身离开,这哪里像有野心的阴谋家?
而掌握南军的吕产即使听说情况有变,却也没有采取任何举动,而是在未央宫门外来往徘徊,随后看到有士兵前来就连忙逃跑,最终被追到郎中令官府的厕所里杀害,全程没有体现出一丝的反抗、“作乱”迹象。
而这场政变爆发,距离吕后去世仅仅十几天,充分说明这一事件早有预谋。因此,所谓的“诸吕之乱”只是成王败寇的盖棺定论,匹夫无罪怀璧其罪,诸吕的最大罪过,就是违背了当初刘邦跟功臣们之间达成的潜规则:“‘非刘氏王者,天下共击之”。吕后在世时,还能为这一违规操作提供道义上的庇护;而在吕后死后,这一法理基础已经消失。
为了消除这一政治不平衡状态,以陈平、周勃为代表的功臣集团,联合齐王刘襄等宗室藩王,集体对吕产、吕禄领衔的诸吕发难,其后对权力进行重新分配。
说白了,“诸吕之乱”确实是一场宫廷政变,不过发起方并不是吕氏,而是功臣集团。但他们手上掌握了刘邦的“白马之盟”这一道义制高点,其后又迎立汉文帝、捧起了一代明主,所谓成王败寇,由此让他们的这一政变成了正义的代名词。
但说白了,所谓的“诸吕之乱”,只是陈平、周勃这些老江湖捏软柿子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