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秦战争的过程如何？各国都愿意接受楚国的领导的原因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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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汉之际，无论是在社会力量上，还是在政治策略上，楚国都牢牢占据了主动，因而一直保持着反秦的领袖地位。

首先是在社会层面上，楚国在客观上保留了最强的反秦有生力量。战国时期楚国一直陷入贵族体制的泥沼之中，集权程度很差，除最后项燕对王翦的抵抗动员了20万人之外，基本上没有能够动员大量军队，在客观上这也保护了楚国的有生力量。在秦末之际，幅员辽阔的楚国在客观上拥有最丰富的反秦力量，而诸如陈涉、项羽、刘邦等反秦主力也确实与楚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同时，除了客观上的有生力量外，楚国的反秦意愿也是最强的。陈涉首举义旗之后，楚国出现了“县杀其令丞，郡杀其守尉”“皆刑其长吏”的现象，在这其他五国并不多见。其原因很可能在于秦国向六国强制推行秦法，而秦法与楚俗有差异最大，楚国保留了大量自然、浪漫的因素，诸如道家思想、楚辞、楚国礼器等等，这与崇尚军国主义的秦国法家思想具有明显不同，因而当秦国锐意推行秦法之后再楚国引起了激烈的反抗。

基于以上主客观两点，楚国奠定了其反秦领袖的社会基础，但是为了维持这一地位还需通过政治的谋略。

反秦战争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以陈涉为领导核心，第二阶段是以楚怀王和项梁为核心，第三阶段是以项羽为核心，在波云诡谲的政治变幻中，楚国通过一系列政治措施维护了自身的领袖地位。

第一阶段反秦事业的核心主要为陈涉的张楚集团，自立为王的武臣、韩广本身就是出于张楚集团，因而自然继承与陈涉之间的君臣关系，楚国的领袖地位基本依靠陈涉在起义的领袖地位而得到天然的稳固。

但是陈涉之死则造成了一次严重的政治危机，秦嘉改立楚贵族景驹实际上是在陈王无继承人的情况下造成了楚国内部的分裂，在这一情况下，原本在张楚集团中处于边缘地位的项氏叔侄掌握了实权。

项梁谓军吏曰：“陈王先首事，战不利，未闻所在。今秦嘉倍陈王而立景驹，逆无道。”

实际上就宣告着在陈王已死的情况下，项梁作为陈王的继承者重新掌控了楚军，但是这种纯粹依靠实力的统治缺乏合法性，因而项梁决定接受范增之建议，拥立楚怀王以稳固政权，这就使反秦战争进入了第二阶段。

本身怀王并不具有实权，只是象征性的存在，对六国贵族和六国遗民起到号召性作用，从而巩固楚军政权。但是项梁之死却改变了整个楚军的格局。项梁死后楚军没有陷入陈涉死后的混乱，楚怀王“从盱台之彭城，并项羽、吕臣军自将之”，一举夺取了兵权，成为反秦联盟的实际领袖。同时从项梁到怀王的变化，也意味着反秦的领导阶层从新兴军功集团转变为六国贵族，由此带来的对于亡秦后天下秩序蓝图的改变为项羽的崛起埋下了伏笔。

因此第二阶段，楚军的在反秦联盟的领导地位主要来源于楚怀王的政治合法性。

六国贵族与新兴军功集团的不同在怀王之约里表现得最为明显，当时六国纷纷复立，然而对于灭秦之后的天下局势却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划，怀王之约实际上保留了七国秩序，只不过以入秦的关中王替代了嬴氏秦国，因此对于新兴军功集团而言，在六国基本复立的情况下，关中王是他们封王的唯一可能，这在客观上损害了军功集团的利益，这为项羽的崛起埋下了伏笔。

项羽斩杀怀王亲信宋义，在巨鹿大破四十万秦军，这不仅仅是一个军事事件，更是一个政治事件，“项羽召见诸侯将，入辕门”“项羽由是始为诸侯上将军，诸侯皆属焉”，这意味着在军功集团利益受到威胁的大背景下，项羽利用自己的军事、政治才能，成功地将军事上的胜利转化为政治的胜利，赢得了新兴军功集团的支持，成为了楚军乃至整个反秦联盟实质上的领袖。

而最能体现项羽军功集团属性的事件莫过于“乃立章邯为雍王”一事。这一事件发生在巨鹿之战之后灭秦之前，怀王之约并未得到落实，项羽也并未针对怀王之约与楚怀王进行交流，但是项羽已经在此时立章邯为雍王，在事实上已经破坏了怀王之约，成为之后项羽大分封的伏笔。

这一举动不仅是为了安抚章邯打击刘邦，更是告知各路军阀：诸位皆可封王。项羽利用这一举措，成功的稳定了楚军局势和自己的政治地位，不动声色地夺取了反秦联盟的领袖地位。

因此第三阶段，项羽通过军事上的胜利和封王的承诺获取了六国的军功势力的支持，成为了反秦联盟的实际领袖。

总而言之，在社会方面，楚国拥有最多的反秦力量，同时反秦意愿也最强烈，这为其地位奠定了社会基础。在政治方面楚军经历了三个阶段，其领袖地位先后来自于陈涉的首义之功、楚怀王的政治合法性、项羽获取的军功势力的支持，通过以上政治谋略的实施，虽然政治形势多有变化，但是楚军一直都是反秦领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