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在西汉时期就有长沙国,长沙国不是割据政权,是正式的封国。初代长沙国国王是西汉的开国功臣吴芮,这也是唯一的一个善终的异姓封王的开国诸侯,传五世后因无子嗣而国除。
次年,汉景帝就把儿子刘发被封为长沙王,继续统治长沙国。最初因为原长沙国面积很大,所以南部析出了桂阳郡和零陵郡,西部析出了武陵郡。不过因刘发言“不足回旋”,又把此三郡划归多了长沙国,至新莽时代国除。刘发是东汉光武帝刘秀的先祖,东汉建立后不再置长沙国。传统的楚地更加偏重的是湖北一带,湖南在西汉以前可以说是蛮荒地区。
东汉设置有荆南四郡,其中湘江流域的长沙郡是四郡之冠,其统领人口数也仅次于襄阳所在的南阳郡为荆州八郡中的第二位(不包括境内蛮族)。荆南四郡中,以长沙郡和武陵郡最为发达,这两郡平原最多,且长沙郡占湘江水系的精华,武陵郡占沅江水系的精华,直到现在湖南的两个主产粮区也是这两块地方。
宋朝开发的地方,大致是今天娄底一带的安化、新化、双峰一带,以及今常德南边的怀化、张家界地区,地形大多是丘陵,开发程度与平原地区相比是无异于天壤之别。另外,自东晋开始,就在原荆南四郡的基础上设置了湘州,为的就是分割荆州,以便从境内保持对荆州的压力。
刘发初封的时候只有长沙一个郡,而且境内蛮人多,所以才有“不足回旋”之说。后来又加上武陵郡,那就成了大国。当时南方的确是开发不如北方,而且蛮族多。但是也得注意一点就是,南方多丘陵,而蛮族基本是在丘陵的山地活动,而平原一带早早就被官方占领并设置编户开发了。
长沙郡和武陵郡的精华都在洞庭湖平原一带,并沿着各自的水系逐渐深入丘陵。到了东汉末年,长沙郡的编户人口在荆州已经是仅次于南阳郡的。像唐以后对湖南的开发主要就是深入了那些丘陵地带,把当地的蛮族(也就是现在的苗、土家、侗等族)的人口也纳入了编户,并对丘陵地带的土地也开始开发和收税。
武汉古代大部分埋在水下,但有星星点点的陆地,比如俞伯牙遇钟子期就发生在水中的小岛上,那个岛现在就成了座山。江夏起初并不只是指武汉,鄂东的那一大片的区域全部称为江夏,到了隋唐时期武汉陆地面积稍有变大,长江沿岸的港口通商贸易,这才有了“江城”之称,但隋唐时期的武汉仍有一半还在水下面。
一直到现代,武汉都是一个蓄水的好池子。现在的武汉地区在古代大部分是云梦泽的湖区,云梦泽本质上是长江的调蓄湖,古代长江河床是南高于北,所以云梦泽一直有活水供应,但后来随着长江河床泥沙沉积逐渐变成了北高于南,云梦泽没了活水不断蒸发再加上千百年来人们不断农业围垦逐渐走向消亡形成了武汉地区,当然像长江这样大流量的河流是一定会有调蓄湖生成的,在云梦泽消亡的同时在长江以南开始形成了新的调蓄湖区,也就是现在大家所见的洞庭湖,古代的彭泽和现在的鄱阳湖其实也是这个关系。
武汉存在历史很短,因为是两个城市(武昌汉阳)加一个镇(汉口)整合而成,汉口是租界后发展成为一个中国第二城市,与武昌汉阳无关。武汉、太原、兰州,同类型的城市,边防重镇。和平时是一方枢纽,动荡时容易形成军阀,割裂时是地区核心。古代,甚至到如今,这类城市地位都是这样,国家越稳定,它们发挥不出优势,地位反而越低。但武汉有长江,近代基础太好,否则和南昌合肥长沙一个级别。
济南—济宁—商丘,东西联络线,唐宋时期很重要。济宁—淮安—扬州,南北联络线,明清时期很重要。武汉—九江—安庆,长江联络线,割据时期很重要除此以外,有太原盆地的一连串城市,沿太行山的一连串城市,河西走廊的一连串城市,哈到北京的一连串城市,包头到北京的一连串城市,上海到广州的沿海城市。能成为首都的城市不多,大部分城市的存在离不开这几个首都城市。
历史上的武昌县的范围,不仅包括武昌、鄂州,还包括大冶、黄石等,治域几乎是小半个湖北,拿这个说历史上的武昌和鄂州是一个城市没有意义。更何况,鄂州地区还曾经由黄冈地区、咸宁地区管理。与鄂州相比,三国期间武汉地区过分接近战争前线,不太适合担任首都。从历史来看,东吴在长江中游一带主要政治中心在鄂州市是没有疑问的。与武汉地区相比,鄂州的东吴遗迹要多得多。
武汉成立太晚,宋以前这儿是云梦泽,湖泊较多,不适合建城更不适合宜居。江夏,赤壁,鄂州,随州,荆州,襄阳,南漳,夷陵都是湖北悠久历史文化大地名,几乎都可追溯到周朝。洛阳、开封、武汉都是少有山河屏障的城市,在古典历史时期,并不适合作为王朝首都。
类比战国时的韩国魏国,居天下之中,又无山河为屏障,很容易就被周围的国家打。中国黄泛区的土壤条件和需要大规模的人力物力支持(早期国家),是分散但集中的水稻民系所不及,长久以来北方人口一直是中国人口重心(唐中叶以前,陕西河南山东河北山西连成一片)。
其次第二大的平原在长久中下游(河南南部,安徽江苏,浙北)然后才是湖广,鄱阳湖平原,成都平原。就算是南方政权一般首都也是建在人口更密集的下游地区,但不能否认荆襄鄂的地位,南朝的动荡经常是朝廷和荆州守将的矛盾。总之,古代帝王定都,无非就是从西安、洛阳、北京、南京这四个地方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