澶渊之盟是北宋和辽国在经过二十五年的战争后缔结的盟约,此后宋、辽之间百年间不再有大规模的战事,礼尚往来,通使殷勤。促进了宋辽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有利于中华民族的经济发展、文化繁荣、民族融合。那么澶渊之盟花钱买和平是否耻辱?
城下之盟,春秋之耻
公元1004年,辽军大举入寇,铁骑兵锋直指黄河边的澶州城,距离首都东京不过咫尺之遥。黑云压城城欲摧,汹汹而来的辽军将太平天子宋真宗吓坏了。而他的臣子们呢?自然也好不到哪去。在朝议中,他们甚至建议宋真宗出奔成都或者金陵,以免被辽军逮到。然而,宰相寇准坚决反对这种亡国的方案,他主张宋真宗御驾亲征,亲自坐镇澶州,与辽人决一死战。
在寇准的一直坚持下,宋真宗战战兢兢地率军到达了澶州城。天子降临,守城的宋军士气大振,不仅挫败了辽国骑兵的进攻,还幸运地用床弩一箭射杀了辽军主将。宋辽两国君主都认为此战是打不下去了,于是决定议和。历史上著名的《澶渊之盟》就在这种情况下签订了。从内容来看,盟约的内容分为以下几点:其一,宋辽止战,两国结为兄弟之国,宋为兄,辽为弟;其二,宋辽以白沟河为界;其三,宋朝每年向辽国输送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是以为岁币;其四,双方在边境开设榷场,开展互市贸易。
一开始,宋朝君臣对此协定非常满意。宋辽双方实现了久违的和平,虽然燕云十六州并没有收复,但是好在自己的基本地盘并没有什么损失,至少没有割地。虽然,宋朝对辽国要付出岁币,但数量并不是那么多,相比于如同天文数字般的战费,花点岁币购买和平似乎很划算。更何况在宋辽贸易中,经济发达的宋朝处于出超地位,这些“小钱”最终都能赚回来。
然而宋朝君臣弹冠相庆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多久,在经历了短暂的兴奋后,立即陷入深深的耻辱感之中。王钦若曾针对澶渊之盟向宋真宗进言: “ 城下之盟, 《春秋》耻之。擅渊之举, 是城下之盟也。以万乘之贵而为城下之盟, 其何耻如之”。在春秋时期,小国被迫签订城下之盟都是奇耻大辱。对于有着万乘之尊的宋朝君主来说,被迫签订城下之盟更是天大的耻辱。
宋真宗听闻此言,默然无对,他沉吟了一会便问王钦若:“那么如何才能洗涤这样的耻辱呢?”王钦若回答:“唯有封禅泰山, 可以镇服四海, 夸示外国”。无能的真宗竟深以为然。随后,宋真宗伙同王钦若等人,制造了“天书降临”的闹剧。由此可以看出,从澶渊之盟宋方当事人的心理状态来看,此盟约无疑是奇耻大辱。为了洗涤耻辱,宋真宗君臣不惜放下架子,装神弄鬼,四处封禅,声明自己的正统性,以期降低自己的耻辱。然而这些都不过是精神胜利法而已。
宋辽对等,士人为耻
在澶渊之盟中,其中最重要的条款并不是交纳岁币,而是宋辽双方订下兄弟之盟。乍一看来,宋为兄,辽为弟,宋朝似乎占到了便宜。但从实质上来看,宋朝实际承认了辽国与自己的对等地位。这对于秉承中国传统“华夷观”的宋朝士大夫来说,无疑是天大的耻辱。在传统中国人的观点里,位于中原的政权无疑是华夏,而与之并立的异族政权无疑是夷狄。文化昌盛的华夏,天然具有对夷狄的统治和教化之权。从关系上来看,华夏自然是君,异族政权自然是臣,异族必须隶属或者臣服于中原政权。
在汉代前期,汉与匈奴也曾订下兄弟之盟,正所谓“南有大汉,北有强胡”。对此状态,汉代士人痛心疾首,深以为耻。贾谊认为汉与匈奴的对等关系,是“首足倒悬”的状态。作为“足”的匈奴,竟然居于作为“首”的汉朝之上,是非常不正常的状态。
澶渊之盟后,宋辽双方又出现了“首足倒悬”的状态,两国在国书中互称南北朝。对于恪守传统华夷观的宋朝士大夫来说,这无疑是天大的耻辱。因为宋朝在某种程度上,是放弃了“夏贵夷贱”的观点,放弃了自己是唯一正统政权的传统观念。对此,许多宋朝官员都牢骚满腹,例如直史馆王曾上言:“春秋外夷狄,爵不过子,今从其国号,足矣,何用对称两朝?”
对于宋辽的“兄弟之国”的关系,宋人也充满了耻辱感。就如王安石对神宗所说:“天命陛下为四海神民主,当使四夷即叙。今乃称契丹母为叔祖母,称契丹为叔父。更岁与数十万钱帛,此乃臣之所耻”。对于宋皇要称辽国太后为叔祖母这一点,王安石感到非常耻辱,是一种“屈己”的行为。
但是对于这样的状态,武力孱弱又极端恐惧辽人的宋朝,只能是无可奈何,默然接受。为了消解这种耻辱感,宋朝找出种种借口为自己的孱弱开脱。王旦曾评价:“国家纳契丹和好以来,河朔生灵,皆得安堵,虽每岁遗赠,较之用兵之费,不及百分之一。”从实质而言,这不过是自我安慰罢了。若宋朝能战胜契丹,岂不是连这百分之一也不用付出?这些流传下来的自我安慰,成为后世人认为“澶渊之盟”并不耻辱的源头。
盟约虽定,威胁不止
澶渊之盟后,宋辽之间虽然实现了表面上的和平,但是两国的明争暗斗一直没有停息。而且从总体上看,宋朝处于劣势,经常受到辽国的威逼与欺凌。对此,宋真宗曾愤恨地说:“自来契丹要陵蔑中国。”由此可见,在澶渊之盟之后,辽人对于宋朝的威胁仍是一如既往的。在澶渊之盟前,辽国之所以能对宋朝取得军事优势,完全在于其所拥有的幽云十六州。通过占据这块狭长而富饶的区域,辽国不仅将势力伸入长城以内,还在汉人的帮助下将自己由一个草原行国,变成了一个强大的封建帝国。
也就是说,辽国通过占据汉地,学会了汉人所有的长处,而他们甲兵的战斗力又远胜于汉人,所以辽国得以在与宋朝的对峙中,占尽优势。由于失去了燕云十六州,宋朝也就失去了长城天险,偌大的华北平原暴露于契丹人的铁蹄之下。缺乏骑兵的宋人,很难与辽人抗衡。
军事上的巨大劣势,导致宋朝在对辽政治、外交上的全面被动。澶渊之盟前,宋朝试图通过夺取燕云十六州,化解辽国的种种优势,从而取得对辽国的主动权。然而由于一系列的军事失败,宋朝的努力终究功败垂成。宋朝通过澶渊之盟实现了宋辽和平,但是却将“辽强宋弱”的战略态势一直保存了下来,最终造成了无穷的祸患。
宋夏战争爆发后,宋军屡次大败。在这种情况下,北方的辽国立即趁火打劫,屡屡干涉宋朝对西夏的征讨。由于辽国的牵制,宋朝很难对西夏集中全力。宋仁宗庆历四年,辽人见宋军新败,于是聚兵于宋辽边境,要求索取周世宗柴荣所夺取的关南十县之地。辽人的行为让宋廷方寸大乱,最后还是富弼临危受命,出使辽国,最后以宋朝增加岁币了事。
在谈判过程中,辽人自恃武力强大,处处羞辱宋朝。辽国皇帝先提出在誓书中加一“献”字,富弼坚不同意。又说改为“纳”字,富弼还是断然拒绝,国主便以拥兵南下相威胁。在辽人的威胁下,宋朝不得不屈辱地接受“纳”字。由此可以看出,契丹人的狂傲可见一斑。熙宁七年,辽人又生事端,以宋人侵入辽界为借口,要求重新划分河东、河北蔚、应、朔三州的地界,于是宋辽之间展开新一轮划界交涉,最后宋朝再次对契丹作出退让。
所以可以看出,澶渊之盟虽然给宋朝带来了苟安,带来了一定的经济利益,但是并没有带来国防上的安全,更没有给宋朝带来尊严。辽国对于宋朝的欺凌,引发了宋人的耻辱与仇恨。宋仁宗面对契丹的逼迫,甚至在御前会议上留下了眼泪。宋神宗想到要称契丹太后为叔祖母,也是悲愤得涕流不止。
这种难以释怀的耻辱感,最终化为对于契丹的强烈仇恨。富弼在办理完“庆历增币”事务之后,曾劝谏宋仁宗发奋图强、秣马厉兵,以求血洗当日的耻辱。宋徽宗时宋辽战争之所以爆发,也与这种耻辱感息息相关。
耻辱之感,直至宋灭
从实用主义的角度看,澶渊之盟无疑起到了很大作用,毕竟这个盟约保证了宋辽双方的百年和平。有学者说,宋辽的关系是古代东亚历史上,最为平等的国际关系。该盟约促进了宋辽两国的文化、经济交流,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但是,“澶渊之盟”仍是耻辱的,其给宋人带来的巨大挫折感、失落感,最终化为无穷的耻辱感。这种耻辱感,始终伴随着宋朝,一直到宋朝的灭亡。
从经济的角度看,澶渊之盟只能说没有给宋朝政府带来损失。但对于民众来说,宋朝每年所交纳的岁币,仍给他们带来一定负担。例如方腊在起义前曾愤然说道:“且声色、狗马、土木、祷祠、甲兵、花石靡费之外,岁赂西、北二虏银绢以百万计,皆吾东南赤子膏血也!二虏得此,益轻中国,岁岁侵扰不已。朝廷奉之不敢废,宰相以为安边之长策也。”由此可以看出,宋朝民众对于朝廷向辽、西夏变相纳贡,感到相当愤恨。所以对于普通民众来说,澶渊之盟何尝又不是一种屈辱呢?
所以综合以上,“澶渊之盟”不仅是朝廷的耻辱,而且还是整个华夏民族的耻辱。说澶渊之盟并非耻辱,是站不住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