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明朝中后期对明朝初期有维系的话,那是对明初基本政治制度、法律法规的维系;当然明朝中后期相比于明朝初期而言,“演变”远远重于“维系”,演变是政治形势、经济状态的演变,最明显的是明初太祖明令禁止的宦官专权,这一时期愈演愈烈了。
明太祖极力控制的朋党,这一时期已经难以遏制,太祖最为痛恨的“权臣擅权”,这一时期也渐渐演变为首辅之争。要论及这所有演变的原因,恐怕重要的是“强君”逐渐转向“弱君”,皇权出现了衰落,皇帝的权力有一部分,下移到了宦官和权臣的手里。
正统初年,刚刚继位的明英宗,基本上继承了仁宣时期的各项政策,社会还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下,后来宦官王振开始掌权,开启了宦官大范围干预政治的先河。
在王振的怂恿下,明英宗轻易地发动了对瓦剌的战争,而且还“御驾亲征”。在这一次从开场便猜得到结局的战争中,作为大明皇帝的明英宗竟作了俘虏,王振也在战争中被护卫将军樊忠以棰捶死。虽然王振被杀,但是明朝并未因此而稳定下来。
“土木之变”以后,明朝又发生了英宗复辟和曹石之变,严重动摇着明朝的统治基础。到了成化时期,明朝的政治形势没有得到任何好转,宦官专权更加严重。
成化时期的宦官专权权势更盛于前,宦官的权力变得更大:操纵官吏的任免;提督京营和监军统兵;担任镇守、守备以及出使等职务,在东厂之外,权宦汪直还增设了西厂,弄得整个社会乌烟瘴气。
明宪宗之后的明孝宗,是中后期难得的“明君”,有的史书将明孝宗与汉文帝和宋仁宗相提并论,他所统治的时期也被赞誉为“弘治中兴”。
但是这种“中兴”的气象如烟花一般,虽然绚烂但却短暂,而且明孝宗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原有基础上的“修修补补”,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且不具有持久性。
所以在明孝宗死后,出现了“人亡政息”的遗憾局面,中兴就此收场,随之而来的是更加黑暗的统治。代替明孝宗坐上皇帝宝座的是明武宗朱厚照,其荒废政治,重用宦官刘瑾和佞臣江彬,使得宦官专权的局面又重生,而且更为剧烈。而明武宗却到处巡游,大兴土木、沉溺女色、甚至好玩猛兽。
这样一个腐朽荒唐的皇帝,将明朝的政治推向了极端腐败的境地,长达十六年的明武宗正德年间的统治,对于明王朝而言是一场浩劫。
明武宗之后的明世宗,嘉靖年间的统治也是弊端丛生,而且时间还要更长,明世宗在位长达四十五年之久。在明世宗刚刚继位之前,杨廷和曾进行过一次改革,改掉了一些弊政,澄清了政治。
但是这些善政很快便被明世宗抛弃,而从此陷入了“大礼议”时期,后来明世宗渐渐沉溺于方术迷信中不能自拔。于是嘉靖年间,农民暴动和兵变风起云涌,社会矛盾更加白热化。
明穆宗隆庆年间,社会已经暴露出了太多的危机,明穆宗在位六年,但仍然如之前的几个皇帝一样,无心于政务,只沉醉在挥霍浪费的奢靡生活中,眼睁睁看着政务一天天荒废下去。困扰着嘉靖时期的首辅之争,比之前更为严重,财政危机不断加深。
这六年无疑使得本已困顿不堪的明王朝雪上加霜,从嘉靖年间到隆庆时期,各地也有过规模不一的改革活动,改革与社会颓势相伴而行,颓势催生改革,但是这一时期的改革,却未能从根本上改变颓势。
明穆宗之后便是明神宗万历时期的统治了,这在明朝中后期的历史上,属于一个重要转折点的时期,万历十四年又是一个更为具体的分水岭,万历十四年以前,皇帝还比较能够励精图治,对于政务也是比较上心。
但是万历十四年之后,明神宗长期怠政,造成国家机器的运转处于半停顿状态中,“人滞于官”和“官曹空虚”的现象极为严重。
怠政期间的明神宗甚至连“太庙都不亲祭”,其荒政的情况可见一斑,万历中后期,吏治败坏、军队腐朽,矿监税使横征暴敛,人民生活困苦不堪。
明神宗死后,明光宗继位,但是他执政的时间也就一个多月,便又莫名死去,但是至于明光宗死去的原因,又导致了正直派和邪恶派官员的长期争论、攻讦,这就是有名的明朝三大案之一的“红丸案”。
明光宗之后是明熹宗天启年间的统治,在登临大统之前,又发生了沸沸扬扬的“移宫案”。而后这个时期深受天启皇帝宠幸的宦官魏忠贤,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魏氏集团”,宦官专权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这个时期的明朝已经如同一个“病入膏肓”的人一样,奄奄一息。
明熹宗之死和明思宗的即位,标志着魏忠贤专权的结束,这是明思宗统治初期一件“大快人心”的事,明思宗是一个勤政的皇帝,他希望能够剔除弊政,扭转明朝的局面。但是社会的发展是不可逆转的,这个时期的明朝已经是积重难返,各个方面的问题都暴露无遗。
明思宗统治时期又存在一个重要的问题,那便是“求治过急”,明思宗的性格刚愎、狭隘,与臣子之间失去了信任,对于很多问题是想得多,做得少,最终被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和满族的强兵劲旅逼上了绝境。由于各种历史因素的共同作用,明朝的统治终于土崩瓦解,在浩浩荡荡的历史大潮中被吞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