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权力下移的现象了？
官僚作为唐代职务犯罪案件实践的具体执行者，同时也是唐代职务犯罪案件的行为主体，其必然在职务犯罪实践过程中，充分行使运用自己的阶级特权，从而保护自己集团整体利益。
唐代从法律制定之初，就必须有官僚的参与，律法制定后，必须由官僚予以具体执行，皇权的意图转变为实践，以及法律的实施，都离不开官僚。
中国官僚制度在战国到秦代时期产生之初，完全依附于皇权，从战国开始，皇权集权开始逐步取代、蚕食贵族权力，直至秦代形成了皇权专制下的官僚制度。
在这种制度下，官僚不再像贵族一样世袭，官僚的权力也不再像贵族特权一样，是基于身份取得，在官僚制度下，官僚的权力需要由皇权授予、确认。
在所有制、社会制度的深刻变革下，此时官僚的权力“辖区”、所管理的事物不再是为官僚本身所有，而是在皇权的委托之下，从事国家事务管理的皇权“辅助人员”，没有皇权的授权，官僚权力不论是在本质上还是形式上，都是不合法的。
因此，在官僚制度产生之初，官僚是完全依附于皇权的，但官僚不仅仅满足于单纯的执行者角色，其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在形成相对于皇权独立的运行体系后，开始谋求摆脱、反制皇权，或是以多种手段谋求自身利益，甚至为了谋取自身利益而违背统治者意图。
官僚的权力来源于皇权的授予，这就决定，官僚必须是皇权的支持者、维护者，没有皇权的授权和确认，官僚的权力来源、官僚命令的执行力就成为无源之水。
同时，没有官僚的支持，皇权无法稳固，没有官僚参与社会管理、国家治理，皇权的意图永远无法实践，皇权的行使就成了无本之木。
皇权与官僚互相支持、互相依附的关系，决定了皇权必须授予官僚特权，这既是为了便于官僚执行管理事务，同时也是为了便于拉拢、获取官僚的支持;
另一方面，官僚作为权力的行使者，在行使权力过程中，必然会形成自己的专属利益，为了维护、扩张这种专属利益，官僚也必将争取、维护自身特权。
针对官僚的特权，在唐朝的立法、执法、司法实践中均有所体现。在立法方面把针对官僚特权的“八议”、“上请”、“减”、“官当”等维护官僚集团特权的制度、规则明确为法律，需要皇权的遵守、配合、执行，一方面充分体现了皇权对于官僚特权的维护认可，另一方面也体现出了官僚对自身特权的追求。
在唐朝职务犯罪的执法、司法实践过程中，对官僚特权的维护表现得更加明显。以长孙无忌带刀入殿案为例，校尉虽然符合职务犯罪的主体构成要件，属于享有特权的官僚，但其特权属于低级特权，虽然属于官僚集团之列，但相对比长孙无忌这种高级文官、脑力劳动者的特权;校尉属于低级武官、体力劳动者。
高级官员与低级官员之间特权的差异，也体现出唐代官僚特权设置的基本原则，以官位的高低决定特权的大小。
官僚特权在本案中的体现，突出表现在对长孙无忌的处理之上，一是对该案的处理，由唐太宗李世民亲自过问、亲自决定，结合长孙无忌的身份，这极有可能是因为适用了“八议”程序，因史书记载不明确，无法予以进一步确定，但能够从审判参与人员的级别、权力中窥见长孙无忌所享有的特权。
二是在对长孙无忌处罚的执行方面，在长孙无忌处犯应处死刑的罪名下，即使适用“八议”的规定，仍应做出相应处理。但在实际的执行过程中，在史书记载中未见，贞观元年对长孙无忌做出降职、免职、罚铜等处理，反而“迁吏部尚书”。
在长孙无忌犯下应处以死刑的犯罪后，不了了之并获得升迁，或许不是因为对戴胄一“秀”君臣留名的考虑，这件事根本不会出现在史书之中。
对长孙无忌的不处理、校尉的轻处理，体现了唐代官僚特权，能够完全左右职务犯罪案件的处理结果，官僚特权能够左右唐代职务犯罪实践。
从官僚权力的最初来源来看，官僚权力来源于皇权、附属于皇权，官僚是皇权的统治工具，辅助皇权从事国家治理、社会管理。
在具体的管理行为中，官僚作为权力的行使者、统治阶级利益的共享者、特权的所有者，在权力运行过程中，官僚所受到的监督、制约除了皇权及代表皇权的监察官员的制约，受到的其他制约几乎没有。任何没有有效制约的权力都会自行寻租，诱使权力所有者寻求自身利益，这是权力本身的特有属性。
从这一点来讲，观唐代官僚权力的不断扩张，类似于现当代行政权的扩张演变路径，一般来说，官僚权力扩张路径分为三种：
第一是将皇权转化为官僚权力，官僚通过与皇权之间的权力斗争，以便于管理的名义，把原本属于皇权专属行使的部分权利，纳入官僚体系权力范围之内，并在实践中逐渐固化为官僚权力。
第二是某个官僚或者官僚集团，从另一个官僚或官僚集团中争夺权力，属于各个官僚之间的权力划分的问题。比如在唐玄宗时期，唐朝在继续沿用旧有执事官，如户部度支等司中官员来管理财富，但同时又任命转运史和判度支等新型使职，作为补充。该种新型使职的出现，就是官僚权力集团内部权力争夺的一种体现。
第三是将原本由被统治阶级自主事项转化为管理事项，或者对被统治阶级科以新的义务。这种权力的扩张特别突出体现在税负领域方面，比如提高的税负，将原本无须纳税事项扩充入应纳税事项，这都是官僚权力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促使自身权力扩充的一种方式。
对唐代职务犯罪实践而言，官员权力扩张对职务犯罪案件的影响，集中体现在“元载案”的处置过程中。比如元载曾请求皇帝下诏令，将任命六品以下的官员的权力赋予其个人行使时，元载通过对吏部、兵部官僚集团的利益进行争夺强化了自己的权力，方便其谋求自身利益。
通过该案例可以分析得出，官员权力的扩张，甚至对皇权的掠夺，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唐代职务犯罪案件的查处，及对涉事人员的处罚、量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