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初,刘正彦讨丁进,请刘晏偕行。刘晏本是严陵人,陷辽登第,于宋徽宗宣和年间率众来归。正彦用晏计易旗帜为疑兵,终使丁进投降。刘晏自通直郎迁朝请郎,正彦只获薄赏,心中不满,乃散所赐金帛与将士,寻被命从六宫、皇子至杭州,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跟着知秀网小编一起往下看。
建炎三年(1129年),刘正彦与苗傅发动“苗刘兵变”。三月五日,苗傅幕宾王世修伏兵城北桥下,等王渊退朝路过,即摔下马,刘正彦以勾结宦官谋反的罪名当即把他斩首。接着:苗、刘率兵包围行宫,一面分兵捕杀宦官康履、曾择等,一面胁迫宋高宗传位于三岁的皇子赵旉,改元明受,请隆佑太后(即元佑皇后)垂帘听政,尊高宗为睿圣仁孝皇帝,居显宁寺,改称睿圣宫。
赵构即位以来,在投降派的建议和支持下,放弃中原,准备南逃。由于李纲等人的反对,只好先送隆祐太后南渡。建炎元年(公元1127年)八月,李纲罢相,十月,南宋小朝廷由应天府全部逃往扬州。宋赵构又宠幸内侍省押班康履等宦官,他们骄奢作乱,引起许多人的不满。王渊受赵构宠幸,因与宦官勾结而节节高升,当上御营都统制及枢密使,王渊聚敛钱财,搜刮民脂民膏,当建炎三年(1129年)二月金兵进攻时,他慌忙建议从应天府逃到扬州再到镇江的赵构逃到杭州(名义上是巡视),他本人负责断后,却把战船拿来运送自己的财宝,致使数万宋兵及战马失陷敌营,当时老百姓便耳语相传“船上的财宝都是王渊在平定陈通时,滥杀人民搜刮而来的”。而行军过程中,康履等宦官也作威作福,强占民宅。 随军的苗傅愤恨不平的说:“皇上颠沛流离至此,那些人居然还敢如此。” 手下张逵也激怒军士:“若能杀死王渊及那群宦官,则大家都可以过好日子,朝廷又怎么会加罪于我们呢?”
这时只有苗傅的军队护卫在杭州的赵构,韩世忠、张俊、杨沂中、刘光世等都分守其他要害,为兵变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王渊的过错本应受到严厉处罚,但因他交结宦官,赵构只免了他枢密使的职位,改任同签书枢密院事,而没有作其他严厉的处分,激起许多军官及士大夫的不满。1129年3月25日赵构又下诏:“新除同签书枢密院事王渊、免进呈书押本院公事。” 即允许王渊掌管枢密院事务时,可不必呈书报奏皇帝。扈从统制苗傅自负其家族功劳很大,不满王渊的扶摇直上,愤恨地说:“汝辈使天下颠沛至此,犹敢尔耶” 。威州刺史刘正彦虽是王渊提拔的,却也不满王渊征召他的士兵,加上两人都不满王渊和宦官的作威作福,便在军中散播不满的情绪,由于军中大多是华北人,也厌恶宦官,因此得到了很多人的响应。苗傅与幕僚王世修及王钧甫、张逵、马柔吉率领的“赤心军”议定,先杀了王渊,再除去宦官。于是他们告知王渊临安县境有盗贼,希望王渊同意他出动部队。
这时,宦官康履的侍从得到密报,有一张疑似欲兵变造反的文书,上头有“统制官田押,统制官金押”的签名字眼,“田”就是“苗”,“金”就是“刘”的代号,康履密报赵构,赵构要他找来宰相朱胜非,并使他通知王渊,康履表示,苗傅等人近来聚集在天竺寺附近,现在终于知道了他们的企图,并告知王渊苗、刘所谓“郊外有贼”是要借口让士兵出外,于是当晚王渊埋伏了五百精兵在天竺寺外,城中惊慌,居民皆闭门不敢出入。
这次兵变,是南宋抗金斗争的一个转折点。兵变打击了主张和支持皇帝南逃的投降派势力。它表明妥协逃跑不得人心,标志着人民抗金力量的兴起。
兵变促使南宋政权进行政治整顿。赵构后来就着手整顿、制订一些必要的制度和措施。首先,纠正北宋遗留下来的问题,重定赏罚标准,以解决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并废除宋徽宗时打击反对王安石变法的朝廷重臣的政策。其次,减轻人民的经济负担,缓和阶级矛盾。第三,限制宦官的权力。第四,调整部分官制,合并了一些机构,以适应抗金战争的需要。
苗、刘之变是构成赵构最终收缴兵权、向金人妥协求和的一个因素。
赵构本来就惧怕地方武力和将领拥兵坐大,这次的政变更成了赵构心中挥之不去的阴影,也加强了他这番心理,使赵构终其一生都不再信任武将,且频繁调度将领,达到“兵不识将,将不识兵”的目的,从而使南宋重文轻武的情形加剧。甚至因为苗傅拿徽钦二帝仍在北方来质疑赵构皇位的正统性,并以此为主要理由要求赵构退位,更加深了赵构对此事的耿耿于怀,对于他往后排斥北伐、倾向与女真和议也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另一方面,被苗刘扶上皇位的太子赵旉在兵变中受尽颠连,不久后就一病不起,不幸夭折,赵构本人也因故失去了生育能力,自此绝嗣。宋太宗一脉的赵宋皇室都在靖康之变中被金国俘虏,因此,赵构身边已经没有了立储的人选,一旦宋钦宗回朝,赵构的皇位更加难保,皇位继承人问题成了他的心腹之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