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乡贤文化的演变发展过程，乡贤文化有何作用？

乡贤指的是品德、才学为乡人推崇敬重的乡绅，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乡贤文化也逐渐形成。下面知秀网小编给大家带来了相关内容，和大家一起分享。

乡贤一般具有丰富的学识和较高的地位，是当地百姓心中崇敬敬仰的人。在那个皇权无法直接触及基层的大一统时代，基层的治理容易出现空缺。此时，乡贤的出现则顺利地补位，形成上传下达、为当地百姓代言、与政府沟通的重要角色。

一、乡贤文化的演变发展历程

乡贤文化在中国出现的时间较早。乡贤文化自西汉时期产生以来，就是与国家人才选拔制度——察举、科举——共同形成的，乡贤群体可以沟通政府和民众，同时协助政府管理民众。

直到近代西方文化进入中国，民众与乡贤之间的矛盾逐渐尖锐化，才推动了乡贤文化的衰落。

1、乡贤文化的萌芽与产生——民间精英

西周虽然并未出现乡贤的制度或者文化，但是从西周官学制度的设置，可以大概得知中国古代人才培养、选拔的基本状况：有一部分没能被选择进入官府的精英就留在民间。这一部分留在民间的“知识分子”就逐渐成为民间的领袖，这可以看作是“乡贤”的雏形。

乡贤最早出现于东汉时期，这和汉朝的选官制度密不可分。汉朝时期采用“察举制”选拔人才：地方长官按照“孝廉”的标准推荐合适人选送入太学培养，然后择优分发各地为官。乡贤是在民间储备的人才，经过征辟荐举，形成民间人才储备对政府官员的有效补充。

2、乡贤文化的进一步发展——未仕之人的另类当官之路

明清时期由于参加科举考试的人数过多，再加上历代帝王不乏通过“恩科”等特殊的科举选拔方式增加录取人数，导致整体上科举录取总数不断放宽，录取人数逐年增多。

但是，录取人数的增加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可以顺利得到官职。“僧多粥少”的局面使得其他大部分获得了科举功名的人只能“候补”。于是有相当多的“候补人员”就长期留在乡间。通过科举考试而没有官职实缺的进士、举人和秀才，再加上辞官或者告老还乡的官员、九试不第的知识分子，共同组成了乡约这样一个群体。

这些人长期学习儒家“修己治人”之学，是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再加上他们有一定的文化基础，所以可以教书育人、代人书写信件诉状，也可以调解纠纷。因而一部分人以掌握的知识资源而获得更多土地、人力等资源，而成为乡绅。

3、近代乡贤制度的衰落——社会变动的结果

近代以来，西方资本进入中国之后，打破了原本政府、乡贤和农民之间的均衡关系，引发了三者之间关系的恶化。

原本只是乡贤(地主阶级)和普通乡民(农民)分得的财富，有相当一部分被西方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可是地主并不希望自己的财富受到损害，所以也掠夺农民的财富。农民原本就不富裕的收入经不起如此的搜刮，所以地主和农民无形中发展成势同水火的关系。

原本农民对乡贤的态度是尊敬和听从的，但是经济破产导致农民生存困难加大，也导致农民对乡约态度的转变。乡绅与农民之间原本的相互帮助、相互信任的和睦关系，演变成现在敌视的甚至冲突的关系，这是在近代中国经济制度和经济关系发生宏观变动带来的必然结果。

传统产业的农民是最没有风险承受能力的，破产之后的农民，一些成为鲁迅笔下的阿Q;一些成为革命者。乡贤群体也在发生分化，一部分没有经济能力的，突变成鲁迅笔下穷困潦倒的孔乙己;另一部分有经济能力的乡绅，蜕变为将孔乙己腿打折的丁举人、杀掉阿Q的赵太爷;还有一部分乡贤向现代工业转型，逐渐发展成为民族资本家。

受到压迫到农民不断地组织反抗对抗乡贤等地主阶级的剥削。而乡贤为了稳固地方稳定和维持管理，势必要组织武装力量。比如组织团练等。但是组织武装的开销却是从农民手上收来的税。于是就造成了一种恶性循环——农民反抗乡贤，乡贤增加税收以支付武装维稳，农民被剥削地更狠，反抗愈加激烈。

在这样的整体背景下，尖锐的对立导致乡贤在民众心中的地位一落千丈，无法有效代表民众，也承担沟通政府和民众的责任，最终乡贤和农民异化为势同水火的两个阶级。

4、乡贤与乡绅的异同

乡绅和乡贤关系非常密切，存在很大的交集，但是二者不是完全相等的两个群体，其中有一些具体的要求对其进行区别。比如，乡绅必须具有社会地位，同时也要求经济实力必须作为考量标准。而乡贤则首先是从其道德水平进行考察，经济因素不是十分重要。可以简单来说，有才必是乡绅，有德定是乡贤。

二、乡贤文化的作用

1、乡贤——乡民的代言人

在历史上的绝大多数时期，由于乡贤多是参加过科举考试，所以具有相当的知识水平，可以看作是国家在民间的人才储备，同时承担了“为生民立命”的责任，代表民众，因而得到了民众的尊重和爱戴。

在以农业为主的社会里，知识分子以身作则，言传身教，再加上通过在乡里的架桥铺路、赈济救灾、创办学堂等善行义举，乡贤精英获得了当地乡民的信赖和认可。这种信赖和认可正是乡贤可以承担代表民众的责任的来源，从而顺理成章地担任农民的利益代言人，也承担起代表分散农民和政府之间沟通的桥梁作用。地方乡绅、乡贤群体，通过这种地域性、学术性的联系。

同时，一旦面对地方政府长官的不合理要求，乡贤群体还可以利用自己的人脉——比如同门师兄弟、同乡的其他乡贤等势力，进而寻求更高权力的关注和支持，甚至有的问题还会得到最高当局的重视。最后，双方将会达成某些协议，地方乃至中央政府可能会改变它的命令，事情也会得到解决。

2、承上启下、沟通民众与官府

过去很多地方事务都是靠乡贤们维持的，在传统社会里“王权不下县”，县里基本是社会自治。县衙门里没几个人，乡贤们在维持地方自治和社会和谐方面，起着关键的作用。所以如果地方能够培养一批乡贤，对于维持地方和谐是很有现实意义。

乡贤士绅在封建王朝时代是历朝历代皇权在基层的代理人，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带领基层的普通百姓参与了与皇权的对抗，维护基层乡村和自己的利益。因此形成了一种上传下达的模式。乡绅在这里具有实际掌握基层的权力。

乡贤扎根于乡土社会，但大多来源于士绅阶层。士绅乡贤阶层作为在皇权与基层之间上传下达的中间过渡身份，上可向上传达底层声音，向下可以协助皇权治理基层，是维持国家集权的重要通道。皇权进乡必须经过士绅的选择和监督，通过士绅阶层才能实现稳定地方的国家治理目的。

皇权作为隐蔽的体制在场者，其对乡村社会的治理，也可说是无为政治，以无为的方法来管理乡村的政治，这种方法不仅可以节约成本，减少地方或者中央政府直接管理基层事务所耗费的时间、人力物力。分析传统中国政治管理智慧，应该看到国家之所以自始至终都有存在的必要，即在于它能发挥维护社会秩序正常运作的功能。

一方面乡贤凝聚地方民众的共识，得到其认可，代言其共同利益，另一方面政府乐于乡贤发挥沟通民众的作用，将适合乡贤做的、自己做不好的问题交给乡贤群体，从而形成政府、乡贤和民众之间的良性关系。

三、结语

在乡村的传统秩序受到冲击、传统社会纽带越来越松弛的情况下，如何让乡土社会更好地粘合起来，让社会转型中的个人和家庭得到社群的关注，让“风筝不断线”，让人走得再远也不至于“失魂落魄”、没有认同感，乡贤就是能起到这种作用的关键人物。

乡贤大都对传统和现代有较为全面的了解：一方面，他们扎根本土，对我国传统文化和乡村情况比较熟悉;另一方面，他们具有新知识、新眼界，对现代社会价值观念和知识技能有一定把握。

现代乡贤成了连接传统与现代的桥梁，让传统与现代有了“可译性”。他们可以利用自身的人格魅力来感染周边的人，用村民们能够接受的方式来传递现代知识，让现代的法律和契约精神与传统的价值和伦理得以协调。

传统的乡贤作为基层民众的代表，也是统治阶级维持基层稳定的重要代理人。而现代社会也需要“乡贤”来带领乡村，团结民心，指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