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城邦的性质是什么？城邦的政治制度和对外政策又是什么？
希腊城邦是古希腊一种政治共同体，以城市为单位形成自治国家。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跟着知秀网小编一起看一看。
城邦制的起源城邦社会初步形成于公元前八世纪，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政治组织形式，城邦由一座城市和其毗连的村镇地区构成，是自治、自主的政治团体。
从某个历史时刻，希腊人开始将自己视作某一个城邦国家的公民而非原始部落政治实体的成员，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借尼西亚斯之口，讲出“城邦就是人，而不是城墙也不是没有人的船舰”，揭示城邦发展变化后逐渐弱化了血缘和地缘影响，进一步成为公民社会，成为拥有特权和承担义务的公民共同体的过程。
一、希腊城邦的性质
城邦的界定揭示了两个固有的性质，一是城邦的城市与农村地区的相互依存关系。部分学者将城邦称作“Polis”而非“City-state”正是出于这一考虑，古希腊城邦的城市中心用于商业、公共宗教活动和政治集会，农村地区是其发展的经济基础，二者不是对立而是相互依存的关系。
二是城邦是一个在“性别”和“国籍”上具有强烈排他性的政治团体，几乎所有的妇女和外邦人都被城邦政治生活所排斥，但他们仍是城邦其余公共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注意的是，城邦的公民权既与社会生产的经济权利相关，也与公民兵制度下的军事义务相关，成年男性公民通过城邦政治制度设计的不同形式参与城邦公共政治生活，体现自身意志，履行公民权利和义务。
城邦的基本要素在黑暗时代晚期就已经具备，其形成的过程则体现了政治、经济、宗教各方面动因的合力。以地域划分的氏族社会在“荷马时代”就已形成，与此同时，公民大会和元老院制度也逐渐在氏族政治生活中产生，但直到公元前八世纪才进一步产生政治联合，进而形成城邦。城邦范围内各地区政治统一的过程称之为“村镇联合”，是指同一德莫内的城市、乡镇和村庄接受同一政治中心的过程。
各村镇放弃自己发展的自治权利，转而将中心城市认同为自己的政治身份，如阿提卡地区的人民将自己视作雅典人。各城邦在这一政治进程下面临的状况并不一致，主要是在政治联合进程的手段和村镇联合的范围上有所不同。手段上看，科林斯所在的地峡地区和麦加拉所在的麦加利亚地区以平静缓和的状态进行联合，但斯巴达早期对阿密克利以及后续的拉科尼亚和美塞尼亚地区的合并则是以武力手段进行统一。
此外，“村镇联合”后形成的城邦可能并不完全占据整个地区，例如阿尔戈斯城邦并未统一阿尔戈斯地区，在伯罗奔尼撒半岛东侧的阿尔戈斯平原外还有一批规模较小的独立城邦存在，即便在阿尔戈斯平原内部也存在部分自治地区。
另外一个著名的例子是彼奥提亚地区的底比斯城邦，底比斯固然强大，但在古典时期历史的大部分时段中其只控制了自己相邻的地区，该地区还存在其他十个独立的城邦，这与早早完成政治整合的阿提卡地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早期城邦可以按照形成过程划分为三类，第一种是在氏族社会自然解体和重塑过程中完成地区整合和政治重塑，后续通过一系列内部政治斗争和改革确立自己的城邦政治体制，如雅典。
第二种是在“村镇联合”阶段就通过征服和扩张的手段来缓解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将有地贵族间的矛盾转化为城邦公民与周遭地区部落的矛盾，在阶级对抗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完善城邦政治体制，如斯巴达。
第三种是殖民活动产生的城邦，希腊的殖民城邦与母邦之间的联系较为松散，这类城邦的政治体制先是发源于母邦，但随后受到外部世界影响或是自身发展过程中的特殊环境可能会发生颠覆性变化，在初期发展之后就不再受制于母邦，如科西拉和科林斯这样发生战争和利益争夺的城邦也属于正常情况。
需要注意的是，除了实行城邦制的地区，希腊世界的较多地区还处在部落制时代，这些地区没有产生中心市镇，也没有经过正式的政治联合过程，彼此之间以地缘联系或血缘关系构建，或是在宗教公共生活上有密切关联而形成的部族联合，组成形式则不固定。
这些部落与周遭的大城邦产生政治联系的同时保持自身高度的独立自治性。随着“村镇联合”的深入，人口增长、资源紧张、生产力发展与财富扩大、与周边地区的紧张关系都对城邦组织和管理体制提出了挑战，这与之前数个世纪的小规模争斗不同，调动更大规模战争所需的人力和资源都成为新的命题，城邦开始需要对外扩张和一种更为精细高效的政治管理模式。
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土地资源的有限性造成了两种紧张，一是城邦内部阶级差距不断扩大，有地贵族和无地平民间矛盾较为突出。二是城邦间关系复杂化，对外征服和结盟导致地区局势复杂，战乱不断。自公元前八世纪起，古希腊各城邦走上了各自的发展道路，在政治改革和势力稳定的过程中出现了很长时期的混乱，实行不同政治体制的城邦间对立倾向增大。另外一方面，母邦之间的矛盾逐步扩散到各殖民地间，造成了广泛意义上的争斗和对立。
二、城邦政治制度和对外政策
古希腊城邦大多经历了从王制到贵族制和民主制的变迁，政体对于每个城邦而言不是单一标签，寡头制的城邦可以含有民主色彩，民主制的城邦中也可由保守贵族实际制定政策。随着城邦经济发展，有地贵族阶层逐渐扩大，他们实际负责制定城邦发展的政策。贵族制度取代王制在黑暗时代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开始萌芽，在公元前八世纪这一阶段迅速成熟，许多城邦又在接下来的三个世纪中发展出了民主制度。
黑暗时代古希腊的王制与东方传统意义上的中央集权不同，在黑暗时代晚期国王或是氏族首领的实际权力就已经限于在军事和宗教领域，并被进一步分割和褫夺。为了强化氏族贵族的特权，通过一系列制度创设，管理城邦的专业行政官员逐渐由任命改为提名选举，由终身制改为任期制，但候选人有财产或是出身的严格限制，城邦的政治权力集中在议事会(元老院)和公民大会手中，主要是前者，在早期行政的实际操作层面后者发挥的作用要弱于前者。
元老院的成员都是经验丰富的贵族，往往对现任的执政官也能施加巨大的压力，如斯巴达的元老院，两位国王是当然成员，剩余的二十八位元老往往也直接影响甚至改变国王的决策。可以看出，在城邦形成的早期阶段，其政治体制带有浓厚的氏族贵族色彩，这一现象还要延续很久。
随着经济发展和阶级矛盾的进一步扩大，平民财富的积累导致新的更广大阶层的出现和旧有阶层的分裂，城邦的政治制度也随之发生改变，城邦需要一种能够更合理展示内部阶层权势分配格局的体制。在这个斗争过程中原始贵族体制逐渐转变为寡头制、僭主制和民主制等多种形态的政治体制，王权被限制之后贵族权力也逐渐被限制，在一些城邦中贵族统治被推翻，建立了民主政治。
斯巴达作为著名的“僭主杀手”，多次终结了半岛其他城邦的僭主制，在克里奥美涅斯时期还协助推翻了雅典的庇西特拉图家族，其保守的贵族制强化了政治情感偏好，即对僭主或民主政治抱有极大仇视，在自身发展过程中谋求颠覆这些政权。
贵族制和寡头制政体一般政策较为保守，以维护统治阶层特权为出发点，民主制政体初期较为脆弱，但随着民主改革释放大量政治红利后一般实行积极的对外政策，谋求推翻保守寡头统治，这加剧了城邦间斗争。早期城邦对外政策中最重要的是“殖民运动”。
一般意义上认为殖民运动是由于希腊本土城邦的人口增长和土地资源紧张，迫于经济压力和自然发展的需要而对外殖民，而顾准先生在《希腊城邦制度》一书中阐明一个观点，即古希腊城内部资源紧张和发展的需要。这个观点得到一些考古学佐证，如发掘的部分殖民地城邦与母邦签订的“条约”写明了开拓者的身份，证实了在殖民过程中是氏族贵族而不是那些失地平民担任主要领导者，殖民是母邦有计划组织的开拓行为，但参与者的身份可能是多样的。
海外殖民过程大大缓解了希腊本土城邦发展过程中的内部矛盾，促进了希腊世界整体的经济发展，加强了希腊本土和小亚细亚地区、意大利和西西里的贸易联系，也开拓了新市场，殖民城邦的政治变革也反馈回希腊本土，对希腊部分城邦平民势力的发展起到了很大帮助。不同阶段城邦的殖民策略不同，最早开始海外拓殖的城邦多是商贸发达的城邦，如科林斯和麦加拉，谋求经济利益和海外市场，补充金属以及埃及、近东地区制造的奢侈品。雅典也是典型的海洋贸易城邦，但其于公元前五世纪建立安菲波利斯和图利的用意却更多考虑势力范围的拓展和战略要道的保护。
斯巴达则除了塔拉斯之外几乎没有建立殖民城邦，而是用征服整合周遭地区的方法解决人口和土地问题。城邦政策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城邦与周遭地区城邦的关系。顾准认为城邦发展经历了“本土化”和“集团化”两个过程。一开始斯巴达在伯罗奔尼撒半岛上实行兼并和对外扩张政策，直到出现久攻不下的提盖亚，斯巴达的对外政策转变为“结盟政策”。
在钳制阿尔戈斯、应对潜在波斯威胁和自身发展的需要下迅速发展成希腊世界第一个地区同盟——伯罗奔尼撒同盟，加盟诸邦不需要贡赋，仅在战时结为同盟，由斯巴达人担任联军统帅。
结语
城邦在完成本地区政治整合，成为集团领导者后就进入与其他集团对抗从而争夺希腊世界领导权的过程，这一历史进程直到希波战争后才正式开始。希波战争后，城邦间关系进入了新时期，联系更为紧密，手段也更为多样，对抗的烈度也随之加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