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罗马帝国后期，罗马文化是如何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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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一切盛极而衰的文明那样，混乱颓败的另一面往往就是统治阶级腐化堕落造成的“畸形繁荣”。宫廷的豪奢，国家机构的膨胀，再加上面临末路的奴隶主阶级的醉生梦死，使罗马和整个帝国从某些方面说确实是披着锦衣华服走向死亡。

许多大奴隶主在别墅里饮宴终日，将大量土地围成猎场或辟为园林，挥金如土，互为攀比。政府为满足统治阶级的狂欢纵欲，屡屡增加娱乐假日。据统计，1世纪时罗马全年娱乐日为66天，2世纪时增至123天，4世纪则达175天。在娱乐日里，由皇帝或当地政府组织各项演出，有奴隶角斗、斗兽、戏剧、海战、骑术等等。

奴隶和工农劳动群众当然不能享受娱乐日的闲暇。它只为宫廷和达官贵族提供消遣的机会，同时也是统治阶级笼络城市流氓无产者的一个手段，他们以世代为罗马公民而自居为高人一等，不事生产，成为奴隶制社会的寄生赘瘤，平时流浪街头，每逢娱乐节日则喝彩起哄，要统治者施舍面包和戏票。

因此，如果细加分析，我们仍能从当时文化发展的某些数量上的增长看出其质量上的倒退，虽然其具体的成果我们亦不应忽视。与此有关的另一更为重要的情况则是，既然罗马衰亡是属于生产力发展引起的向新社会转化的运动的一部分，那么它的另一部分就意味着未来社会的新制度、新文化的萌生。

从这个角度看，帝国后期的历史与文化也不会是漆黑一片，黑暗之中也有星星点点的闪光。孕育着未来封建社会文化的这些微弱亮点大致有三个来源：其一是公元1世纪以来在帝国东部兴起的基督教。到3世纪时它已传遍帝国全境，4世纪初得到皇帝承认，以至升为国教。

然而基督教在兴起之初，是下层群众的宗教，以后也一直有较广泛的群众基础，而在获得承认升为国教以后，它的神学统治体系也可为历代帝王服务既为奴隶制帝国、也为日后的封建王朝服务，所以帝国后期兴起的基督教不能不被看作这时罗马文化总的发展中的一个重要方向。

尽管在我们这个谈论古典传统的书中对它不能着墨太多。另一个与未来的中世纪文化有关的新事物则是蛮族群众以及起义的奴隶、隶农群众中的思想与信仰。它们带有民间的甚至原始的色彩，然而，对于已堕落为统治阶级玩物的古典文化的躯壳，它们却能表现为强大的冲击力量。

有些学者把这些东西笼统地称为蛮族的“世界模式”，认为它和基督教的“世界模式”是构成中世纪世界观的两个主要来源。最后一类标志着未来新文化萌芽的东西，却来自古典文化或罗马文化本身。因为在帝国后期的罗马文化中也分离出一些有异于古典传统的因素，如强调心智通神的新柏拉图哲学、着重图解程式而偏离写实的雕刻艺术等等。

它们是古典传统中斜出的旁支，因为前者是祖述柏拉图，后者则来源于图拉真纪念柱所代表的“图解式写实主义”。与此相似，在建筑、工艺、史学中出现的变异现象也并非个别。过去只把这些东西当作古典传统衰败的表现，一概予以否定，但在学术界抛弃了以古典传统为唯一标准的偏见后，就会看到这些变异旁支实际上是联系着未来中世纪文化的萌芽。

虽然在古典世界转化为中世纪世界的毁灭性大灾难中，它们也像经济中的隶农制那样未能获得顺利发展，只以扭曲的形式偶尔显现一下，却说明了古典文化与中世纪文化之间并非毫无联系。上述三方面的新因素，在一定程度上都可看作历史发展中合乎辩证规律的现象，如基督教意味着古代世界观对立面转化。

蛮族或民间的成分代表文化社会层次的上下交替，而古典本身的变异则是综合后的新的一分为二等等。因此帝国后期的衰亡之中也有新生的东西，这时期文化史研究的丰富内容已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注意。与此相联系的是，我们对粉碎罗马奴隶社会的革命力量起义的奴隶、隶农和蛮族迁移的运动，自应给予充分的评价。

大家知道，恩格斯曾经指出，罗马帝国后期陷入了绝境，“只有一次彻底革命才能摆脱这种绝境”。而人民起义和蛮族入侵的结合，就是这种彻底革命最主要的表现形式。对古典传统而言，帝国后期的危机使它受害最烈的莫过于它奉为最高理想的自由、理性与法制的丧失。

自从建立帝制以后，自由已受很大限制，但只要人们还推崇理性和法制，则三者尚能互补而存，以至于使后世贤哲若歌德等还认为图拉真、哈德良之时是历史上理想的太平盛世。但到了帝国后期，理性与法制亦荡然无存，自由就更是无踪无影了。这种情况之所以造成，元首制变成君主制、专制强化是一方面的原因;政治混乱、法制崩坏、城市瓦解则是另一方面的原因。

终生致力于研究帝国后期历史和文化的挪威学者汉斯·彼得·洛兰奇曾总结说，帝国后期的变化是全面的，从政治、经济到社会生活都起了变化，它影响及于每一个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社会素质的变化和下降。

在专制加强的情况下，整个社会都走向一体化、标准化、集权化、军事化的道路。市议员从荣誉之职变成无法摆脱的桎梏;工商百业也成为固定不变的职守，父死子不准自由迁徙;农民都降为隶农，隶农又等同于奴隶，更是丧失了一切人身自由。除奴隶主上层这个特权阶级，其他社会阶层和阶级可说都成为皇帝的奴仆，固着于他们的行业岗位之中，没有行动、言论和信仰的自由是他们共同的特征。

甚至文武百官也不能说是自由的，专制皇帝这时常用的口头禅是“军法从事”。按罗马公民政治的传统，军队只对付敌人，因此军队不能入城，军法亦非公民之法，军队只绝对服从司令-皇帝个人的意志。

这时的文职官员，无论高低，皆以军曹或兵勇相待，官署称为营账，办公称为服役，连工薪也叫军饷。这倒不是搞什么全民皆兵，而是有意用军法的严酷显示专制的淫威。可见军事化的推行，是和社会文化生活各方面的简单化、定型化、单一化沆瀣一气，其结果是整个文化生活死气沉沉，与帝国初期在统一综合之中的生气勃勃形成鲜明对照。

然而专制的加强也只能以统治者力所能及为限，可是政治的混乱、军匪的横行和法制的荡然无存，却使连专制统治表面上要维持的稳定也化为乌有。专制的绝对秩序转变为混乱的绝对无秩序，交相递变、愈演意烈，于是专制的死寂和混乱的猖狂双管齐下，人民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

这并不令人惊奇，因为启伯里安努斯控诉的时代就是那个产生“三十暴君”的时代。可是，一百多年以后，经过戴克里先、君士坦丁徒劳无功的整顿，甚至在基督教获得承认升为国教以后，情况变得更坏。这时罗马人感到绝望的，不仅是跟自己历史上法制开明的时代无法相比，甚至连邻近的蛮族社会也有比罗马优越之处。

原来高唱人性和人道的罗马现在比谁都更无人性、人道，而蛮族被名为野蛮之族却有让人安身立命之所，因此起义群众和逼上梁山的人都纷纷投向蛮邦和与他们联合起来进行斗争-为此他们获得巴高达的称号，意即“战士”。就像罗马的人民群众居然到蛮族中求人道与自由那样，他们也到与古典思想对立的基督教中求得心灵的慰藉与苦难的解脱，这难道不也是同样有力地证明了古典文化的没落吗?

由此可见，在帝国后期的文化发展中，那些曾在古典传统中大放光芒的、属于精神文化领域的文化形态，例如文学、艺术、哲学、史学之类，是衰落得最明显的。一般说来，帝国后期没有产生一位古典文化或罗马文化的代表人物，这个尽人皆知的事实最典型地说明了上述问题。

结语

尽管数量上仍有一些作家和作品问世，质量上却远远不能跟以前各时代相比。文学与修辞方面堪称大家的黎巴尼乌斯可为一例。他讲究文化教养，提倡宽容综合，但无论修辞教学还是文学写作皆限于复述前人成果，自己了无新创。史学方面也是这样，史家只满足于摘抄前人著述编纂成书，出于他们自己之手的有关当代史事的记述则质量远不及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