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朝时期女性的地位有何改变？生活放式如何？
在我国历史上，唐朝，可以说是中国人最为自豪的朝代。今天知秀网小编给你们带来全新的解读~
在男性本位文化的历史中，女性不可避免得要充当附属或是从属的社会角色，这会影响到妇女的方方面面。通过对唐代妇女出游的分析，我们发现，这也影响到了唐代妇女的出游活动。
通常人们认为社会角色是与某种社会地区一体化位、社会身份相一致的行为期待。社会角色是社会地位的体现，社会地位是人们在一个群体和社会中由特定社会关系因素所确定的位置。
社会地位决定着权利、义务和主要社会关系，决定着同其他地位上的个人的关系的性质和程度。不论是唐代上层妇女的炫耀游，公主的嫁游，以及各阶层妇女的节庆游都与她们所处的社会地位有一定的关系，并因此而折射出一定的社会现象。
一、炫耀游是对身份地位的象征性
就旅游活动本身来说，人们主要是为了实现身心的愉悦，获得美的享受，这一点就古代社会和现代社会来说是一致的。由于所属的阶层不同，对于政治和经济的掌握能力也大相径庭。在旅游上就表现出，本来是为了追求精神享受的旅游活动获得了一定的表现性，即对于身份地位的象征性。
这与扮演的社会角色有着直接的关系。社会地位通过角色表现出来，角色是地位的外在的、 动态的表现形式，而地位则是角色的内在依据。对于武则天来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她是中国封建社会里唯一的一位女皇帝。这是对整个封建社会的一个颠覆。
她打破了已经存在而且固有的常规礼制，在其统治的时期，她具有无人能够超越的政治地位。为了要体现这种超越性，她利用手中所握有的权利，采取了封禅祭祀游的方式来得以表现。武则天登封嵩山，向天地告成功，求福佑。
通过封禅游活动中的盛大的仪式，她给自己的政权涂上了一层神圣的光环，大张旗鼓地利用外在的仪式向男性社会彰显其无人能及、至高无上的社会地位。武则天封禅祭祀的出游，其目的是为了政治统治上的需要，身份地位上的彰显。
杨贵妃等人作为帝王的妃子，因为她们凭借着与男性的依附关系，作为贵族妇女居于社会的上层。锦衣玉食，伴君左右，不必为衣食所忧，享有让常人无法比拟的许多特权。
这也正是她们不同于绝大多数常人的显著之处。因此，她们总想要向其他人，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炫耀她们所拥有的一切。她们在旅游过程中，讲求的是铺张浪费的排场、穷奢极欲的消费，这一切都极具表现性。
在传统的等级社会下，社会各阶层等级森严，消费生活方式也呈现等级之分。上层社会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决定了他们不同于其它阶层的特殊之处，而这往往要通过消费来表现和展示，因而上层社会的消费具有较强的象征性、炫耀性和铺张性。
但是，这些消费行为无法在私密的空间进行，它需要社会性空间。这也是她们要大张旗鼓地出游的原因。因为宫外广大的社会空间才是她们表演的舞台，在这个舞台上她们可以尽情地展现她们不同于普通人们的生活消费方式。对她们来说公开的外出游历是极富有象征意义的。
它能赋予她们以地位声望和与众不同的感受，也能使其他的人仰望和羡慕。因为徒有生活必需品的奢侈享受，并不能给她们带来别人对她们的赞誉，而要提高她们在他人心中的地位，赢得他们对她们的艳羡，她们就必须进行非必需品的消费。
不管是武则天的封禅祭祀游，还是皇族、贵族妇女的享乐游，从她们出游的吃、穿、用，以及仪仗队伍来看，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她们在出游的过程中的消费用意，主要不在于满足实用和生存的需要，也不仅仅在于享乐，而主要在于向人们炫耀自己的财力、地位和身份。
这种消费实则是要向社会观众传达某种社会优越感，以挑起他们的羡慕、尊敬和妒忌。“消费不纯是满足生存的生理性和物质性，它同时也是一种符号活动、交流活动和表现活动”在当时社会，这也是她们出游活动最突出的表现。
二、嫁游与政治安定的联姻性
旅游行为得以实现完成，从空间移动上来说，是首先从居住地到旅游目的地，然后再返回居住地的过程。但唐代妇女的出游有时并未完全依照此空间移动的规律。以公主为对象的远嫁则是以不复返为常态的，她们这种游的特殊性就在于空间往复上的残缺性，归根结底是与封建社会赋予她们的性别角色导致她们对于男性的依附有直接的关系。
宫廷婚姻和秦晋之好乃是政治联姻的产物，也是统治阶级竞相使用的外交手段和统战策略，并由此而形成隔山隔水、长途跋涉的婚旅队伍。唐代公主是上层妇女中极具矛盾性的组成。就整体而言，公主实际上是皇室同勋贵集团，士人官僚集团，藩镇军事集团及少数民族上层集团加强联系的纽带，而具体的方式就是联姻。
公主自身的矜持性是促成其婚配关系中不可改变的主体性因素，正是这种强大而又隐蔽的力量从根本上决定了公主的命运。在这样的情况下，她们声势浩大的嫁游，并非出自她们内心的自愿，而是由于外界的各种因素，使她们不得不发生嫁游的行为。
她们所拥有的高贵的出身，无上的权势，丰厚的资财，统统是来源于皇权，来源于封建王朝的庇护，归根结底她们仍不免是男性统治阶层的附属。一旦政权不稳，大厦将倾时，帝王会利用身边的一切有用之物，也包括人在内，去换取他们的统治。
在这样的情况下，公主往往就会成为政治的牺牲品和受害者。她们会失去对命运的自主权，失去权势和财富，甚至于生命。这种命运上的不稳定性，一方面是由于封建的男权社会中女性地位的脆弱和低下，另一方面也是她们在封建等级制度下社会地位卑微无力的体现。
在帝王“逐割深慈，为国大计”的目的下，公主本人也只有自觉或不自觉地牺牲个人的情感与幸福，去迎合唐王朝统治利益的需要，这也是她们的身份和所处的历史时代决定的。这也使公主们无奈的远嫁的婚旅背后包含有许多政治因素，因此也被蒙上了一层浓厚的政治色彩。
三、节庆游与角色压力的释放性
作为人有三种形式的“存在”：自然存在、社会存在、精神存在。
社会用种种手段和方式突出并发展了女性的自然本能和自然活动，男性社会又有意识地压抑了女性的社会存在。女性的社会角色成为了“女儿、妻子、母亲”的三者复合。
于是，女性的社会关系被强行简化，她失去了广泛的社会联系。女性的社会活动被强行限制，她失去了宝贵的社会尊严，丧失了在社会中的主体地位。她们一生被限定在家庭生活的空间，从事生殖、养育、侍奉公婆、织补、耕作等繁重的家务劳动当中。
她们的社会存在是一种非自由的存在。繁重的劳作带给她们的只是身心的疲惫，这更让她们感到生活带给她们的角色压力。角色压力来自于过多的角色责任，它耗尽了妇女本身有限的时间和精力。越多的角色压力让她们感到自己的时间已经被耗费到极点，其生活的满意度就越低。
她们的内心极其渴望能抛开生活的一切烦恼与压力，得到身心的彻底放松。那么如何来调剂自己的生活呢?节日的出游正是她们释放自己的一个合理合法的有效途径。在这样的日子里，她们可以过着与平日不同的生活，能将礼教搁置于一旁而不必理会。
这对于她们来说无异于是过上了一种虽说是短暂的，但是却是令她们兴奋惬意的生活。她们突破规范，参与到了社会生活中来，尽情地享受生活，享受生命。这更是一种身心的解放，是她们内心追求难以得到的自由与轻松的方式。
在节日里的一切游玩活动或许对男性来说算不了什么，但是对于她们来说却是渴盼已久的机会。唐代劳动妇女平时大多数时候是忙于家务劳动以及女工生产劳作，只是在传统节日时才能有一定的闲暇外出休息游玩，放松身心。
唐代妇女较少限制地参加各种节日出游、游艺活动，她们可以越过束缚的藩篱，仿佛回到了正常的存在结构当中，角色压力得到了一定的释放。人的自然本性得到舒张，焦虑压抑的心灵得到浇灌。
她们以节日为借口，达到调剂平时枯燥无味的生活的目的，满足自己对家外世界的好奇心，与男性平等地出入公共场合。在每年固定的几个节日当中，人回归到了自身，并在人们之中感觉到自己是人。从这一点上来说，她们内心的需求在传统的节俗文化中得到了承认。
四、总结
帝王后妃走出皇宫是为了寻觅平日少有的自由，广大的妇女则更多的是为了暂时摆脱劳作之苦，生活之累。走出平凡、打破庸常，并从中获得乐趣。节日的出游以及游艺活动，给妇女提供了一个机会，让他们可以发泄集结于体内和心灵深处的欲望和能量，走出原有的束缚，来到广阔的社会空间，释放自己的心绪。
除此之外，分析唐代妇女的出游情况。可以发现，她们虽然能够获得一些出游的机会，走出家庭生活空间，进入社会公共空间，进行出游的活动。但在很多时候，她们的出游是在依附于男性的前提下才得以实现。或是出于对男性多方面的依附的前提下，使她们不得不有“游”这一行为的发生。
唐代女性在出游上表现出来的仍是较男性少有参与到出游的行列之中，因为她们在很大程度上没有权利决定自己出游的时间、方式和地点，这也就从根本上限制了唐代女性出游活动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