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很多年轻的皇帝都斗不过太后呢?

读中国历史,尤其是“帝王将相的家谱”,我们总会有这样一种印象,皇帝的位置不好坐,每时每刻都有人惦记着你的龙椅。作为一国之君主,稍有不慎,就会变成他人掌中之傀儡。这个“他人”就很多了,包括宦官、权臣,乃至于后宫。

但是话也说回来了,无论宦官和权臣有多大能耐,只要皇帝本人不是酒囊饭袋,就总有办法将其各个击破,比如年轻的康熙皇帝打倒了权倾天下的鳌拜。因为在古代,由君臣大义所限定的一整套政治文化秩序中,宦官与权臣试图控制皇帝本人的行为,本就名不正言不顺,所以皇帝如果措置得当,还是可以保住皇帝的宝座与尊严。

但是,有一种势力对于皇帝的影响,是任何皇帝都难以克服的,这就是皇帝的母亲。当然,有时候也不一定是生母,比如慈禧太后就是光绪皇帝的大姨。为了方便,我们将她们统称为太后。

01 皇帝背后的隐形君主

太后成为皇帝背后的隐形君主,翻开史书,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

先看汉朝,汉高帝刘邦死后,年轻的惠帝暗弱,朝政的核心权力很快为吕后所把持,刘氏子弟虽然在地方当藩王,又有军队,但也不敢轻举妄动。至于朝廷中的开国元老萧何、曹参、陈平等,更是缄默不语,偶尔老将王陵出来发几句牢骚,也被吕后借助皇帝的命令所夺权罢官。

至于惠帝本人,更因亲眼目睹吕后迫害情敌戚夫人与其子的残忍举措战战兢兢,惶惶不可终日,吕后,也因此成为了继刘邦之后在朝堂上说一不二的隐形君主。

吕后干政以后,在北魏又出现了一个冯太后摄政。冯太后本为北燕贵族之后,是拓跋氏的阶下囚,战利品。因为出身卑贱,导致其始终有着严重的不安全感,当她成功问鼎权力巅峰之后,她便把献文帝、孝文帝等玩弄于鼓掌之中。纵使孝文帝有勇有谋,也不得不等到她死后,才敢无所顾忌的处理国家大事。

唐代,武则天在自己的丈夫唐高宗驾崩后,临朝称制,先后控制着唐中宗、唐睿宗两个皇帝。后来她觉得仅仅是控制自己的皇帝儿子太不过瘾了,于是她干脆把自己的儿子废了,自己当上了皇帝。当然,她也做过一些形象工程,显得自己对权力没有什么欲望。

668年正月,武则天下诏还政于李旦,李旦知道自己的母亲是什么样的人,她的让位没有诚意可言。于是李旦“奉表固让”,武则天仍临朝称制。

告别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我们再来看看被后世人誉为“君主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黄金时代——宋朝,竟然也出现了太后临朝称制的现象。宋神宗死后,高太后趁哲宗年幼,得以掌握权柄,并将反对变法的司马光一干人召回主政。随着哲宗的长大, 他也和父亲一样,对保守势力生出不满,可是碍于高太后颜面,哲宗也未敢改弦易辙。所以太后在宋代政治中的地位,同样是难以撼动的,就算是皇帝本人也不行。

清代的慈禧太后,同武则天称帝一样,都是为世人所熟知的太后干政并达到权力顶峰的重要时期。她先是把控朝政,让自己的儿子同治皇帝始终处于压抑的状态。当同治皇帝得病去世之后,她又违反祖制,坚持从同治皇帝的同辈中选人当新皇帝。

因为当太皇太后,跟皇帝之间差了两个辈分,不方便垂帘听政。如果继续当太后,就可以继续控制新皇帝。在她的如意算盘之下,她选了自己妹妹的儿子,即后来的光绪皇帝作为同治皇帝的接班人。

光绪皇帝刚入宫时,还是个吃奶的婴儿。因此慈禧太后可以名正言顺的“帮助”他把控朝政,君临天下。然而,当光绪皇帝成年后,慈禧太后迫于朝野上下要求她归政的压力,只得暂时去颐和园住,把国家大权交还给光绪皇帝。当然,这种归政只是形象工程,事实上,她的眼睛无时无刻不在盯着紫禁城里发生的一切,随时准备打压气血方刚的皇帝。

甲午战争中国惨败,光绪帝任用康有为等维新派实施变法。为此,他果断撤掉了礼部四堂官之职,还把李鸿章驱逐出总理衙门。结果,光绪初尝到运用权力的快乐,就迅速被西太后的戊戌政变拉回到了现实当中。

日后,光绪被囚禁于瀛台,连心爱的女人珍妃都被慈禧暗中派人推入井中杀死,做皇帝做到这份上,也是窝囊极了。而太后在对皇帝斗争中的绝对优势这一规律,也得到了反复应验。

02 太后占领伦理道德制高点

说了这么多,咱们就得总结一下了,为什么皇帝永远斗不过太后呢?或者说,即便能斗过,也得等到太后驾鹤西去才能勉强重塑皇帝权威。而且就算是太后肉体陨灭,皇帝的决策也未能偏离太后干政时代所确定的发展轨道,例如北魏冯太后与孝文帝一以贯之的汉化改革。我们不禁要追问,导致这种皇权不振的原因何在?

原因主要有两点,第一,太后再心狠手辣,独断专行,可除了武则天外,吕后、冯太后、西太后等始终未直接走到宫廷政治的前台,而是始终躲在权力斗争的幕布之后,对皇帝进行遥控。这实际上就维持了一种太后与皇帝乃至于朝官之间的平衡。通俗的讲,皇家的颜面至少是保住了。

不过,要是有人攻击太后干政该怎么办呢?这是否会撼动太后的地位,乃至于改变皇帝与太后之间的力量对比。答案是否定的。这里我们需要明确,太后能够干预政治运行,其所依赖的,正是身为皇帝母亲的角色,而不是女性的角色。

母亲的角色,属于一种道德伦理上的制高点,而掌握了这样一个制高点,便使得其对政事的参与显得名正言顺。“咋滴啦,我儿子当皇帝年幼,缺乏经验,老身帮助他来管理国家不行吗?”。

按照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说,中国古代的皇帝“实际上已经不是国事的处置者,而是处置国事的一个权威性的象征。他应该做到寓至善于无形。如果他能够保持感情与个性的真空,经常演习各种礼仪,以增强抽象的伦理观念,他就和上述要求恰相符合。”

古人以孝道治天下,皇帝不得不为天下臣民做出表率,只有这样,全国的风俗才能更加醇厚,才能弥补帝国在国家治理中技术上的不足。

因此,皇帝对于太后的专横霸道,自己很难做出反抗。即使反抗成功,自己也会失去道德上的合法性。而臣子们也在这种伦理道德的压力下,仅能赞颂专权的太后“母仪天下”,而不敢说三道四。更何况他们自己也常常面临孝道方面的压力,比如万历首辅张居正,他就曾被其他文官弹劾,说他没有尽守孝道,因此他不配做首辅。

近几年来,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太后干政能够成功,与其所处文化环境中男尊女卑意识的淡漠有关。例如唐王朝的缔造者关陇集团深受鲜卑文化影响,对中原地区的伦理纲常并不看重,即使是在玄宗时期,依然会出现皇帝将儿媳妇立为皇后的骇人听闻的事情。武则天一介女流干政,似乎也并不稀奇。

但是笔者不认同这种说法,因为文化背景与实际的政治斗争之间,并无必然直接联系。否则,为什么唐代,甚至是整个古代社会仅有武则天一个女皇帝,而试图效法前者的韦后与太平公主等却难以被文官集团所接纳,最终统统败在唐玄宗李隆基之下呢?

因此,武则天等能够在权力斗争中压倒皇帝,乃至于吞噬前者的政治生存空间,其决定性因素,应该是她的太后身份与丰富的政治经验,而非性别那么简单。

03 太后政治才能异于常人

太后能够在权力博弈中保持对皇帝的优势,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太后本人政治经验丰富,你看吕后干政时期,整情敌戚夫人的手段是残忍了些,但她能够控制理智,不把这样一种感性带进国家政治中来,反而始终不渝地遵循老皇帝定下的无为而治治国方针。

面对匈奴单于露骨的羞辱,吕后虽然恼怒异常,但也能控制自己的情绪,从客观实力对比出发,去韬光养晦,而不轻易启战端。因此,在吕后干政的时代,西汉王朝经济发展迅速,虽然匈奴扰边之事仍有发生,但社会整体发展势头却是蒸蒸日上的,这也为后来的文景之治与武帝时期开疆拓土的事业,开了一个好头。

至于素来被后人妖魔化的慈禧太后,其政治能力,更是不可低估。慈禧干政时期先后提拔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名臣理政,并给予了他们极大的处置自由。一大批洋务企业与新式军队建立起来,缔造出中兴的气象。

庚子国变后,西太后吸取教训,支持地方督抚开展新政,派留学生、废科举、裁撤冗余机构人员等措施,都是维新党人当年想做却无法做到的。所以对待慈禧,不仅应该看到他的保守性一面,更应看到她懂得审时度势进行改革与知人善任的一面。这种政治素养,正是他能够压制光绪,也摄政四十余年的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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