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广称帝后,在军事与文化方面有哪些作为与成就?

杨广,即隋炀帝,隋文帝杨坚与文献皇后独孤伽罗嫡次子,隋朝第二位皇帝,在位共14年。下面知秀网小编就为大家带来详细介绍,接着往下看吧。

生于大兴, 开皇元年(581年)立为晋王,开皇二十年(600年)十一月立为太子,仁寿四年(604年)七月继位。在位期间开创科举制度;修隋朝大运河,营建洛阳(东都)、迁都洛阳,改州为郡;改度量衡依古式;频繁发动战争,加之滥用民力、穷奢极欲,引发全国范围农民起义,天下大乱,导致隋朝崩溃覆亡。618年,宇文化及发动江都兵变,杨广为叛军所缢杀。杨侗追谥为明皇帝,庙号世祖;唐高祖李渊追谥为炀皇帝,夏王窦建德追谥为闵皇帝。

为政举措

军事

南北统一

开皇九年(589年),20岁的杨广被拜为行军元帅,统领51万大军南下向陈朝发动进攻,并完成统一。

北周武帝功业方隆,平齐之后,正将饮马江南,乃不半年而殂折。 陈叔宝昏庸,又缺乏贤良将相,隋文帝即位之初,便处心积虑,以平陈为目标(如韩擒虎、贺若弼之任命)。贺若弼济京口,韩擒虎济采石,令陈军措手不及。 隋军一举突破长江天堑。所到之处,所向披靡,对百姓则“秋毫无犯”,对于陈朝库府资财,“一无所取”,杨广博得了人民广泛的赞扬。“天下皆称广以为贤”。

开皇十年(590年),奉命到江南任扬州总管,并平定了江南高智慧的叛乱。江苏,浙江,福建,安徽,江西的巨家大室全部叛变“大者有众数万,小者数千,共相影响。”杨广学江南方言,娶江南妻子,亲近江南学子,重用其中的学者来整理典籍。他亲自实地在江南花了十年心血拢络人心,缓和了南方的怨恨和怀疑,在军事占领后推行合理的行政,打破阻碍南人成为忠于隋室臣民的许多政治和文化隔阂。

攻灭吐谷浑

吐谷浑汗国是在青海、河西一带的强国。始祖是辽西鲜卑慕容涉归的庶长子慕容吐谷浑,吐谷浑与慕容廆不和,率众西迁,最后在青海一带定居。吐谷浑于329年建汗国,典章制度类同晋制,风俗与柔然、突厥相似。大业四年(608年)隋臣裴矩指使高车袭击吐谷浑,吐谷浑向隋朝清求援军。杨广乘机出兵,于隔年灭吐谷浑,步萨钵可汗逃亡。此战开拓疆域数千里,范围东起青海湖东岸,西至塔里木盆地,北起库鲁克塔格山脉,南至昆仑山脉,隋廷设置鄯善、且末、西海、河源四郡,但是,同一年,杨广派伏顺去管理,却不能到达而返回。随后,吐谷浑返回故地,并进攻隋朝河右,隋朝无力防御。 随着这次征伐,隋朝长安诸县及西北诸郡,都要转输塞外,每岁钜亿万计;经途险远并且遭遇寇盗抄掠,凡是人畜死亡没有到达的人,郡县都会征破其家。因此百姓失业,隋朝西半部先穷困了。

讨占城

杨广于大业元年(605年),令刘方攻占城,随着军队班师后,占城王商菩跋摩遂在比景、海阴、林邑三郡故地复国。此战隋军死者十之四、五,主帅刘方也病死于班师途中。

征讨契丹,大宴突厥

大业元年(605年),隋将韦云起率突厥兵大败契丹,韦云起扬言借道去柳城(今辽宁朝阳南)与高句丽交易,率军入其境,契丹人未加防备。韦云起率军进至距契丹大营50里处,突然发起进攻,大败契丹军,俘虏其男女4万余人。大业二年(606年),东突厥启民可汗入朝时,杨广招集全国乐人招待他。隔年杨广到榆林,令宇文恺作大帐,邀请启民可汗及契丹、奚、霫族族长参加大宴并看散乐,隋炀帝还赠送大量丝织品。 杨广又命宇文恺临时造出大殿,称“观风行殿”。当地外族以为是神功,每望见御营,十里外就跪伏叩头,走路不敢骑马。

然而隋朝后期突厥崛起,大业十一年(615年),突厥始毕可汗率军将隋炀帝包围在雁门。 隋炀帝造成隋末大乱,突厥崛起空前强大,东自契丹、室韦,西尽吐谷浑、高昌诸国,皆臣属于突厥,隋朝中原窦建德、薛举、刘武周、梁师都、李轨、王世充等也臣服于突厥,被纳入突厥的势力范围。突厥达到“控弦且百万,戎狄炽强,古未有也”的强盛程度。

征讨琉求

杨广于大业三年(607年)和大业四年(608年)两度派朱宽前往流求(疑为今日琉球或台湾),务求“慰抚”该国,但流求不从。大业六年(610年)又派陈棱、张镇州率兵万人前往攻打流求,击杀其主欢斯渴刺兜,俘男女数千人而去。在隋军征战期间,流求人曾到隋军当中,进行贸易活动。

总之,杨广除向西北开拓疆土外,隋朝大军还向东南进行了一系列开疆拓土的战争,这些战争的胜利使大隋王朝东南的领土疆域扩大到印度支那的安南、占婆(今越南地区)、及台湾等地。在海南岛上分置儋耳、珠崖、临振三郡。北边有五原郡(内蒙后套一带)。

三征高句丽

高句丽地跨鸭绿江两岸,位于今中国辽宁东部、吉林中部和朝鲜北部。辽宁东部、吉林中部古称辽东,很早即入中国版图,后被高句丽占据。开皇十八年(598年),高句丽又攻隋的辽西。杨坚派大军三十万攻高句丽,后因士卒多病,高句丽亦遣使谢罪,遂罢兵。

杨广即位后,又三次大举进攻高句丽。大业八年(612年),隋炀帝第一次进攻高句丽。征调士卒一百一十三万余,陆军集中于涿郡(今北京),水军集中于东莱(今山东莱州)。另调民夫二百万,以运送衣甲、粮食等。造海船的民工日夜站在水中,皮肤溃烂,腰以下生蛆,死者甚众。

高句丽坚守各座城池,隋军无法攻下,右翊卫大将军来护儿率领江、淮水军,战舰绵延数百里,走海路进攻。 来护儿选拔精甲四万,到达平壤城外,中埋伏而惨败,士卒逃回的不过数千人。 开战前,杨广下令隋将不得擅自作出任何有关作战决定,必须先向他报告后再听从命令。这使得隋军在战场上很被动。隋将在做每个决定的时候都要先派人驰报远在后方的隋炀帝,这就延误了军情。高句丽的军队也因此有充足的时间进行重整和反击。就这样5个月过去了,杨广没拿下辽东城。 三十万五千隋朝陆军渡辽攻高句丽,也遭到惨败,逃回的只有二千七百人,资储器械巨万计,也丢失殆尽。

隋军虽曾攻至平壤附近,最后却大败而还。大业九年(613年),第二次进攻高句丽。正当双方相持不下时,礼部尚书杨玄感起兵叛隋,隋炀帝仓皇撤军。大业十年(614年),第三次进攻高句丽。隋炀帝因国内农民起义已成燎原之势而不敢久战,高句丽也疲于战争而遣使请降,杨广就此撤军。

进攻高句丽的战争,先后动用人力数百万,征调财物无数,大量士兵、民夫死于战场和劳役,由于农村中极度缺乏劳力和耕畜,大量土地荒芜,社会经济受到严重破坏,人民难以生活下去,引发了大规模隋末农民起义。

文化

开创科举

科举,萌发于南北朝,真正成型于唐朝。杨广即位第一年,就在诏书中写道:“君民建国,教学为先,移风易俗,必自兹始。”唐人封演在《封氏闻见记》中说:“炀帝即位,复兴教诱。”杨广恢复了被杨坚废除了的国子监、太学以及州县学。 “教习生徒,具为课试之法,以尽砥砺之道。” 奉命视察各州的专使除了其他任务外,还要发现有模范行为、文才出众和学有专长的人,经过考察,再把他们送往京师。“炀帝即位,复开庠序,国子郡县之学,盛于开皇之初。征辟儒生,远近毕至,使相与讲论得失于东都之下,纳言定其差次,一以闻奏焉。于时旧儒多已凋亡,二刘拔萃出类,学通南北,博极今古,后生钻仰,莫之能测。”《隋书》《北史》记载,远近儒生纷纷前来,并被组织起来互相辩论学术问题。一名高级官员给他们排列名次,上报隋帝。因此许多寒士得以重振门庭;典籍研究盛极一时,南北的传统兼容并包。古代的典籍都被注疏。

随着士族门阀的衰落和庶族地主的兴起,魏晋以来选官注重门第的九品中正制已无法继续下去。隋文帝即位以后,废除九品中正制。

大业二年(506年),杨广增设进士科。当时秀才试方略、进士试时务策、明经试经术,形成一套完整的国家分科选才制度。当时以明经最为高级,进士试居次。当时选士制度只称为秀才科,与唐之科举有一定区别。

杨广始建进士科,典定科举制度,这是中国历史上极其重大影响极其深远的大事。那时的进士科以考政论文章为主,选择“文才秀美”的人才。《通典》说杨广优先考虑的是个人的品质而不是文才。炀帝时还增加了科举录取人数。至607年,考试科目已经有了十科。这标志着科举制度的产生。大业三年(507年),杨广诏令:“文武有职事者,以孝悌有闻,德行敦厚,节义可称,操履清洁,强毅正直,执宪不挠,学业优敏,文才秀美,才堪将略,臀力骠壮十科举人。” 大业五年(509年),杨广又下诏:“诸郡学业该通,才艺优洽,臀力骠壮,超群等伦,在官勤奋,堪理政事,立性正直,不避强御,四科举人。”

但对于隋朝是否开创进士科,是否开创科举,历来有争议,薛登、杨绾、杜佑、刘肃等那一再明确说“炀帝始建进士科”,陈直根据1902年洛阳出土《隋北地太守陈思道墓志》,认为进士科始于大业元年。

俞大纲、唐长孺、何忠礼、金铮等学者认为唐朝开创了科举。

何忠礼认为隋代实行的仍是察举制,进士科也起源于唐。

俞大纲对隋置进士科一条颇有疑义,他说:“若谓察举对策之法,已为完形之考试制度,则当上溯两汉为权舆,若谓朝廷,开科待人,士子投牒自试,始可谓完形之考试制度,则当以唐为始,不可谓肇基于隋,确定于唐矣。” 提出士人“投牒自试”是科举制度起源的主要标志这一极有价值的见解。唐长孺提出了与俞大纲相似的看法,他认为唐代科举制度的重要特点在于是否“准许怀牒自试”,而南北朝后期,已出现士人“怀牒自试”的个例,反映了当时科举制度正在萌芽之中。

何忠礼提出,考察整个封建社会的科举制度,基本上可以概括出这样三个特点:“第一,士子应举,原则上允许‘投牒自进’,不必非得由公卿大臣或州郡长官特别推荐。这一点应是科举制最主要的特点,也是与察举制最根本的区别,第二,‘一切以程文为去留’,换言之,举人及第或黜落必须通过严格的考校才能决定,第三,以进士科为主要取士科目,士人定期赴试。”并通过多方面的论证,认为上述特点中的“投牒自进”和考试黜落法虽然在南北朝后期已露出了端倪,但正式出现却在唐代,隋代尽管废除了九品中正制,实行的仍然是察举制。

科举制度的创建,重才学品质而不重门第,削弱了门阀大族世袭的特权。“百官不得计考增级,必有德行功能,灼然显著者,擢之。” “魏、周官不得为荫。”这种“任人唯贤”的改革,为选拔下层优秀知识分子提供了极好的机会。科举制扩大了官吏的来源,为大批门第不高的庶族地主知识分子参政提供了机会,“大者登台阁,小者任郡县”;科举制把读书、考试和做官紧密联系起来,提高了官员的文化素质;科举取士把选拔人才和任命官吏的权力,从地方豪门世族手里集中到中央政府手里,大大加强了中央集权,有利于政局的稳定。因此,这一制度为历朝沿用,影响深远。

藏书事业

杨在江南任扬州总管时就网罗学者来整理典籍,到他即帝位的近二十年间,共成书一百三十部,一万七千多卷。杨广还组织人编写了《长洲玉镜》四百卷,和 《区宇图志》一千二百卷,这对于保存中国古代的典籍做出了贡献。

杨广使隋时的中国已经具备了总括全国各地方的总结性地方志。隋炀帝诏命天下诸郡绘制各地风俗物产地图,编撰《诸郡物产土俗记》131卷、《区宇图志》129卷、《诸州图经集》100卷。杨广下令编撰的上述地方志书,规模宏大,既是承前启后的总结性著作,也是编撰全国性方志图经的开端,影响深远。“今于大隋圣世,图书屡出。”

裴矩在奉敕去张掖,管理西域商人交市时,搜集了有关西域的山川、风俗等资料,撰成《西域图记》,书中有地图,有记述,还有穿着民族服装的各族人的彩绘图,是地理学名著。“依其本国服饰仪形,王及庶人,各显容止,即丹青模写,为《西域图记》,共成三卷,合四十四国。仍别造地图,穷其要害。”

杨广不仅兴办学校,还访求遗散的图书,并加以保护。《封氏闻见记》记载:“炀帝限写五十副本,分为三品,于东都观文殿东西廊屋,列以贮之。” 隋时的藏书量是中国历代最多的,大兴城和洛阳建有大藏书殿,而最终的成果则是规模宏大的秘书省,在洛阳藏有珍本,藏书总数达37万余卷。为了让两京的宫、省、官府使用,杨广下令建造藏有节录本的观文殿。隋朝藏书最多时有37万卷,77,000多类的图书。可大部份图书毁于战火,唐玄宗时藏书最多时8万卷,唐学者自着28,467卷,唐以前图书只还剩28,469卷。

尊崇儒教

杨广崇敬儒教与孔子,于大业五年(509年)下诏曰:“先师尼父,圣德在躬,诞发天纵之姿,宪章文武之道;命世膺期,蕴兹素王。而颓山之叹,忽逾于千祀;盛德之美,不在于百代。永惟懿范,宜有优崇。可立孔子后为绍圣侯,有司求其苗裔,录以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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