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德川幕府前期的对外关系如何?这是很多读者都比较关心的问题,接下来知秀网小编就和各位读者一起来了解,给大家一个参考。
对中、朝和南洋的贸易
德川幕府成立初期,为获得贸易利润,充实财力,准备消灭丰臣遗族及异己势力的内战,以树立全国统一的专制政权,继续采取织田。丰臣时期的开放政策,鼓励海外贸易。1615年发给赴日的广东、南京商船朱印状,予以贸易自由,并托明船带信给福建总督,向明朝提出讲和恢复勘合贸易的要求,以谋结束丰臣秀吉以来对中朝两国的敌对状态。明朝因倭寇及丰臣的侵扰,对日十分警惕,且国内形势不稳,厉行海禁,拒绝幕府要求。但中日两国民间贸易一直末断。中国商船每年都有几十艘到长崎、平户等九州诸港。庆长14年(公元1609年),幕府和朝鲜缔结《己酉条约》,恢复了国交,重新通过对马岛藩主宗氏展开日朝贸易和友好关系。位于日本西南的硫球国,与日本有往来,但一直受中国王朝册封,坐收中、日、南洋三角地带贸易之利,拒绝丰臣侵朝时要它交纳兵粮的胁迫。江户幕府成立后,也没有派遣使节。于是家康借口琉球亲明,于公元1609年派鹿儿岛萨摩藩主岛津家久出兵侵略,迫使其从属岛津藩。此后,琉球每逢德川将军新立,便遣使致敬。但岛津氏仍让琉球保持独立国地位,继续向明、清派遣贡使,接受册封,默认它为外国,且不许琉球日本化还多方设法让硫球增加入贡明、清的次数。琉球成了当时日中贸易的中继站。东南亚方面,德川家康于1601年以来,写信给安南、柬埔寨、退逻等国王,要求通商,幕吏、大名和豪商们也同南海诸国政府交换书信礼物。
家康执行对外贸易政策的结果,日本同东南亚和西欧各国的贸易有显著发展。由于明部的锁国,日本和大陆不能直接贸易,但对前往往南洋各地的商人,幕府实行了官许贸易制,将盖官印的特许证——“朱印状”发给日本和外国往来于南洋与日本之间的商船主。史称这种获得特许权的商船为“御朱印船”。朱印船多数是由九州的大名及豪商幕吏、外国人所有。输出日本的金、银、铜、硫磺、樟脑、米、麦、刀剑、文具、扇子、漆器、家庭用具等,输入丝绸、呢绒、苏木、鹿皮、染料、香料、铅、锡、糖、药材等南洋和中国的物产,对日本经济影响很大。当时日本在造船、航海的技术方面都不及西欧各国,也没有海军保护,但日本盛产可用作货币的白银,所以对外贸易发达。和当时华侨的一样,在南洋居住的日本人逐渐增多。17世纪初,东南亚各国,除华侨集中的唐人街外,也出现了日本町(城镇)。居民大都是日本的商人、海员、佣兵、仆役,此外还有一部分不堪剥削压迫而流亡海外的日本人,以后更有不少被流放或外逃的日本天主教徒及被拐卖的奴隶等。这种日本侨民集居在日本街,由当地统治者授予某些自治权和治外法权。它的头领
是居民选举出来的,有一定势力。这种东南亚各国的日本市镇到日本锁国后,同本国完全隔绝,日侨和当地居民通婚、杂居,逐渐同化而趋于消灭。此外,侨居在我国台湾、澳门,印尼的爪哇,马来亚的马六甲等地的日本人。则始终同当地人分散杂居,没有日本町和治外法权,很早就和当地居民同化。
对西方各国的贸易
16世纪中叶以来,西班牙和葡萄牙人在远东积极展开殖民和商业活动。葡人乘中日交往隔绝。在澳门和长崎间垄断了中国生丝和日本白银的交易,赚取5至10倍的暴利。这方面的贸易一直掌握在丰臣氏和西部诸藩之手,且有耶酥会教士介入,早为幕府所嫉视。17世纪后,新教国英、荷势力东渐,庆长5年(公元1600年)荷兰商船遇难漂至日本,航海长英人威廉为德川家康留任为通商顾问,改名三浦按针(公元1564年—公元1620年)。荷、英商船先后于公元1609年和公元1613年年来日本,获得在长崎的平户岛设商行自由贸易及享受治外法权的待遇。后来还在江户、大坂、浦贺、骏府、娇、长崎设立分行及代销店,贸易旺盛。两国商品和西葡大致相同,不外是幕藩领主们需要的枪炮、火药、铅等军需品和豪商需要的呢绒、生丝、绸缎及棉纱棉布等。幕府为抵制葡商操纵生丝贸易,于庆长9年(公元1604年)实行生丝特许证制,由幕府统制生丝贸易。对西班牙宣布不实行这一制度(公元1612年),对荷、英则更给以内地贸易的自由,由此葡商在日本势力一蹶不振。当时英商着重马来方面的香料贸易,对中日的贸易被荷兰人排挤,元和9年(公元1623年)终于关闭了平户的商行,专力经略印度。随着日本禁教和锁国,荷兰成为西方唯一独占日本贸易的国。
对天主教的政策
德川家康的对外政策,基本上沿袭丰臣时代禁教与贸易平衡的方针。但家康要发展经济,为招揽西方商人和航海、造船及开采银矿的技术家,不依靠教士是困难的,所以禁教不但不彻底,而且他自己就在鼓励传教。文禄4年(公元1599年)家康还在伏见城代行政务时,就委托被俘的西班牙教士耶罗尼摩(Jeronimde Jesus)进行同吕来(当时西班牙的殖民地菲律宾)通好,为日本招聘技师,并允许他在江户建立方济各会的教堂。由此天主教各宗,向关东方面发展。庆长14年(公元1609年)家康还委托西班牙原任吕宋总督罗福利哥(donRpdrigo de Vivero)和京都商人同去新西班牙(Nueva Hispania,当时西班牙的殖民地墨西哥)交涉通商。仙台藩主伊达政宗(公元1567年—公元1636年)更公开宣布传教自由,庆长18年(公元1613年)派家臣支仓常长为使节,随方济各会教士路易?梭特罗(Luis Sotelho)乘自造大帆船横渡太平洋及大西洋,经墨西哥、西班牙到罗马,觐见西班牙王和教皇,要求通商。
在德川家康统治期间,由于对国外商品和技术的需要,使天主教传教顺利。庆长8年(公元1603年)在日传教士达129名,受洗人数公元1605年为793名,次年一跃为8千名。据教会的报告,庆长15年(公元1610年)日本全国天主教徒已达70万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