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是如何使用与管理驴的?当时政府有多重视驴?

驴在唐朝是马匹的重要补充,当时是如何使用与管理的呢?下面知秀网小编给大家带来了相关内容,和大家一起分享。

唐代,由于军用和公用对马匹的需求巨大,加之战乱频繁,损失严重,时有马匹短缺。驴以其独特的服务优势,成为马匹的重要补充。唐朝政府非常重视驴的管理和使用。驴马和牛都是大型牲畜,不得随意宰杀。这条法令证明了驴的重要性和当时政府对驴的重视。唐代对驴的管理,横向分为生产和使用系统,纵向分为中央和基层系统。

一、唐代驴的管理

1、唐代驴的中央管理系统

驴在唐代虽重要,但仍属杂畜,不可能专门为其设置管理机构,故只能将驴置于整个唐中央官府畜牧业管理机构中考察。天下公私马牛杂畜增损及簿籍由驾部掌管,驴,杂畜也,亦如之。该簿籍中有关监牧的簿籍正是前文所提及的由太仆寺汇总而来,可见驾部与太仆寺在驴的管理方面发生着联系。从牲畜的管理这个大范围来看,两者虽有一定分工且相互牵制,但并无虚实之分,驾部侧重牲畜使用方面的管理,而太仆寺侧重牲畜生产方面的管理。驾部是中央政府畜力管理和天下车乘配给的保障机构,而太仆寺辖监牧和四署,是基层牲畜生产及宫廷车乘配给的管理机构。太仆寺将畜籍汇总上报驾部,只是

两部门的协作;除监牧籍帐外,天下官私马牛杂畜的簿籍应由地方基层行政部门提供给驾部。籍帐的统一,一是便于驾部进行军队及车乘配给,二是驾部亦可对基层的畜力管理部门工作成效进行政绩考核。而监牧部分的籍帐大概只有第一种作用,因监牧的官员考课归太仆寺掌管。

2、唐代驴的基层管理系统

唐代对监牧中的包括驴在内的所有牲畜建立簿籍,实行量化管理,根据“死耗率”与“孽生率”两条标准线实行严格的奖惩制。若实际“死耗率”高于标准“死耗率”、实际“孽生率”低于标准“孽生率”,则惩;反之,则赏。死耗率的调整是以监牧附近私畜的死耗为标准的,如相同,则准许提高标准死耗率,估计这种“同”并非绝对相同,而是大致相同。此材料亦说明私畜的孽生、死耗也要上报官府,驾部才能掌握到“官私马牛杂畜之簿籍”。另外,若遇到“六月飞雪”这种非季节性自然气候突变灾害,而导致牲畜多死者,须记录在案并上书奏报,上级应该会放松“死耗率”的限制。奖惩本应是对等的,但诸牧畜产“死失及课不充”时,受罚的仅是牧长及牧子,而“孽

生过分”时,得到奖励的除牧长、牧子外,还有牧尉、监官。当是由于牧长及牧子是畜产的直接管理人员,故用刑法来惩罚;而牧尉、监官已属于监牧这个基层管理机构的上层管理者,畜产的盈亏只是太仆寺用以考察的基础,若其所管辖范围牲畜“死失及课不充”,则直接影响到每年的考课。

唐政府极重视驴及其他官畜的医治。尚乘局专有一奉御掌“疗马医药料度之事”且设置兽医众多,主要负责“左右六闲马”的医疗。相对来说,太仆寺的兽医规模更大,救治范围亦更广,其“设有兽医六百人,兽医博士一人。学生一百人”,负责全国监牧官畜的医疗工作。另外,牧子长期处于饲养牲畜的第一线,经验充足,某些亦兼有兽医的角色。

二、官驴的使用

1、军务用驴

驴在唐代军队中也常常用于运粮。如武德年间,幽州大饥,罗艺乃“发兵三千人、车数百乘、驴马千余匹,请粟于(高)开道”。唐代军队的用驴规模较前代更大。《通典》引《大唐卫公李靖兵法》曰:“诸营各令作异旗一放马,每队作记旗放驴。其马中夹放,驴令四面援马放,其驴马子并于驴群四面围绕驴群,知更牧放。更能说明唐朝的驴已收入军队的编制。而当时之军乃“每队五十人”,依此计算,唐朝军队中单是“在编驴”的数量就非常庞大了。

2、政务用驴

官驴在唐代的馆骚、长行坊等传骚系统中使用非常普遍。《唐会要》中有以骚驴送封印的记载,“使司定判官一人,专使勾当都封印,差官给骚递驴送省。”唐代法律对何种情况乘蜂马、何种情况乘骚驴作了界定。第一,即使贵为一品的官员,其递送之畜亦非全部是马,也有驴,但其数目相对较多;第二,从一品到九品的驴与马的配给数目的比较来看,每品所配给驴的数目都高于马,说明当时可利用官驴是多于可利用官马的,而另一方面又说明驴的生物特征及价格优势造就了驴使用的广泛性。

三、私驴在唐代社会生活中备受青睐

1、驴在唐代“行”方面的使用

举人进士都不能乘大马,一般民众尤其是商人只能“去马而驴”。驴虽为“劣乘”,但作为当时的出行工具,可谓是比上(马)不足,比下(骡或者步行)有余,在民众中适用性广。骑驴甚至成为诗人身份的一个特殊标志,驴成为特殊的文学意象。究文人何以独钟于骑驴,大抵有两个方面原因:其一是驴自身具有性情温驯、忍耐力强的优点,选择价廉实用的驴。此外,魏晋名士不羁风格对唐代文人崇驴也有一定的影响。魏晋南北朝,名士狂捐,喜标新立异,阮籍骑驴赴任者,王集、王济生前好驴鸣,好友吊孝时学驴鸣以祭之,袁淑还专门写就《驴山公九锡文》颂扬驴的劳苦功高,为驴正名。他们以为这样才能显示自己风流惆倪的“名士风度”。唐文人崇驴正是沿袭这种风尚并发扬光大。

2、驴在唐代社会经济中的使用

出行中的“劣乘”,骑者或由经济水平限制,或显示文人的不羁,或暂避灾祸,或因政策强制,凡此种种。而驴一旦用于运输,无疑成为功臣。一寺居然有50头驴,可谓规模庞大,更值得惊叹的是五台山远离深州,该寺庙可以组织起一个规模庞大的运输队驮油麻油,一方面表现了当时寺庙在长途运输中已重视驴的长运能力;另外也反映了沿途的官府或私人交通配套设施应很成熟完备,才能支撑起一个如此规模的长途运输队。驴为唐代民众的交通运输提供了方便,而无驴之人,也需要租用他人的驴来获得出行及运输的方便。赁驴业在唐代社会中颇为盛行。赁驴业为何独于唐代兴盛,而在唐前少见,唐后渐趋衰落呢?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第一,唐代道路交通迎来新发展。隋唐时期,随着经济的发展,政治的稳定,又开辟了许多新的道路,形成了一个以城市为枢纽的道路网络。特别是骚站的广泛建立和蜂路的增加及完善。

第二,唐代商业的发达。商业的发达是赁驴业发展兴盛的重要因素,首先,“私人骚驴业”需要旅店这个交易的平台和载体,而唐代发达的商业促进了旅店业的发展,出现“东至宋、汁,西至岐州,夹路列店肆待客”的盛况。其二,商业的发展促进城市经济的发展,也促进了民众消费观的转变,使城市中的居民即使近在数里也愿意赁驴而行。其三,发达的商业经济使得商旅往来、货物运输频繁,为赁驴业提供了市场需要。第三,因驴价低廉,赁驴老板才能同时置办数量多的驴以供租赁,另外,赁驴的功钱相对较低,使得市场广阔,促进赁驴业的兴盛。而至宋代,赁驴业已成衰落之势,马既能以“不过百钱”赁之,驴当然逐渐退出这一行业的历史舞台了。

结语

唐一代,驴因其独特的生物特性及低廉的价格,在社会生活中广泛使用。唐代的驴在军队中有着运送粮食、驮负病员等功用,在公家传递运输中有着运送官员家属及骚传的功用,在生活中作为民众出行的常用交通工具,在经济上还可供租赁,在体育活动中用于“驴鞠”。驴在唐代社会中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其在军队和公家传递运输中的使用缓解了唐代马匹紧张的局面;其作为出行的常用交通工具,方便了民众生活;其作为文人雅士的坐骑,成为唐代特殊的文学意象,给唐代文化注入新活力;其在商业上的使用,特别是赁驴业的兴盛,为陆路运输业提供新的交通工具,促进了唐代的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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