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朝历代的考试选拔制度都是怎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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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时代的“官僚”其实是“贵族”,什么叫贵族,贵族就是从娘胎里面带着一股“优良血统”的族群,这种族群就被称为“贵族”,贵族管理着先秦社会,他们的门槛叫做“继承”,你爹是贵族,那么你,也将会是贵族,这些个贵族其实也可以算“官僚”,毕竟他们贵族身份是娘胎带出来的,自称还是喜欢带着官位的。这个时候的普通人或者奴隶,能够做官的可能性为零,作为贵族当中的最末等的贵族“士”,倒是还有那么一些可能做一点官,“士”按理来说只是其他大贵族的消耗品——为他们打仗、替他们镇压、成为他们的武士。

但也涌现出了许多惊才艳世的“士”,比如诸子百家。但很可惜,不管这些诸子百家当中的何等才华横溢,他们的崛起也依旧只能著书立传,而无法真正的触碰到权力与实施自己的抱负,换句话说,先秦时代,若不是出身极好,那就很难成为一个负责社会秩序与政策制定的专业管理人员。

好在,这样时光总有个尽头,他们似乎有了出头之日,西边的秦国逐渐崛起,尤其是商鞅变法之后,军功宅田制度,大大加强了军队实力,此后,秦灭六国,秦王嬴政自封始皇帝,废除传统的“封土建国制度”,推行郡县制,将官员的任免权力掌握到皇帝所在的中央手里,大大加强了中央集权,并且这直接造成了这样的影响——自秦代以后,官僚政治取代先秦时代的贵族政治。

秦崩之速,天下罕见,继承者乃汉,汉承大秦制度,但又吸收大秦速崩教训,实行一种斑马式样的地方制度——郡国并行制。在官僚政治依旧取代了贵族政治的大前提下,诸侯王远远比不上之前周王室的那一套“封土建国”,他们更在武帝时节的“推恩令”之下,日益为官吏所控制,这一时期的“官僚”的需求量日益增长,汉帝所用的选官制度是为“察举制”,所谓察举制,乃是用一种无法量化的标准,一种模糊的标准来选拔官僚候选人——“孝廉”。在当时的汉地,每郡郡守每岁可以推荐一至两人为“孝廉”,但由于是这种无法量化的标准,所以,具体操作起来,问题很大。后世《三字经》讽刺道:“举孝廉,父别居。”

到了武帝时节,他雄才大略,不止战功赫赫、削藩了得,关于选官制度,他也有自己的想法,在他看来,没有什么比一个可以量化的标准更好了,他遇到了董仲舒,董仲舒的那套理论很对武帝的胃口,于是武帝打算让这套理论成为主流,这俩想法一旦触碰,就如火星撞地球:武帝下令“中央设太学,地方设学校,规定儒家经典为教科书。”这时候的汉帝国的选官方式又多了一条可以量化的标准——“茂才”,名额依旧是那么少,每郡郡守每岁可推荐一人,虽然说有一个可以量化的标准,但这依旧存在很大问题,武帝死后,宣帝之后统治者逐渐昏庸,于是这种没有形成严格制度的选官方式,以及这种可能掺杂大量水分的推荐制,在后世的《三字经》同样受到讽刺,“举秀才,不知书”。

汉末三国,天下大乱,曹魏摒弃旧汉的那被人诟病的选官制度,采取了一种看上去很新的制度:“九品中正制度”,后来这套制度又被篡位的西晋全盘接受,事实证明,这种制度其实并不优于旧汉的那套制度,某种意义上,它甚至有点倒行逆施的味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这与当年先秦的“世代公卿”的“世官制度”简直有异曲同工之妙,如此制度,自然不能造成什么有益于国家的东西,它只会催生各种高门大户、各种门阀,彻底垄断负责社会秩序与政策制定的专业管理,对于寒门之子,无异于关上了负责社会秩序与政策制定的专业管理的大门。

两晋南北朝时代,时局日益纷乱,各路军阀纷纷打成一锅粥,世家子弟在这纷乱的时局里面,往往损失惨重,高门大户世家子弟逐渐衰微,而寒门子弟却在这种乱世如鱼得水,例如王猛,这样的种种叠加,使得统治者对于合格官僚的需求日益旺盛,并且对于那些世家子弟的不满程度也日益强烈。

南北一统后,旧有的早已衰微的选官制度“九品中正制度被正式废除”,取代这种“九品中正制度”的是什么呢,正是隋炀帝开进士科之后的科举考试,科举考试在此后,先后得到大唐太宗李世民、武周女皇武则天、大唐玄宗李隆基的完善,科举制度正式踏进了历史舞台,成为了一项相对公平公正的选官制度,它不搞虚的标准,只以考试成绩说话,考试成绩就是选官的标准,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学而优则仕”、“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成为了可能。

后人评价大唐历史,总会夸一句:“拔将军于卒伍,举宰相于寒门”,究其原因,那就是因为科举制给了寒门子弟一个跳板,让他们也有资格与那些豪门子弟进行一场相对公平的较量,从而赢得成为负责社会秩序与政策制定的专业管理官僚的机会。

两宋之际,科举制进一步得到改善:它的公平性进一步得到了加强、保密防范工作更加到位、内容更加客观,首先说一下公平性与防范保密工作,由于前代科场徇私舞弊之风极为不公平,这里要提到唐代的科场一种极为不正的风气,那就是在科考之前,写一篇文章然后投给某位贵人,这位贵人很喜欢你这篇文章,他就会记得你的名字和笔迹,科考结束后,按图索骥,抽出你的试卷,于是就顺利考上了,这对其他没有门路的考生极为不公。所以两宋开始糊名和誊录。这么一来,批卷官员根本不知道考生的姓名、字迹;我们再来说一说,两宋科考内容的客观变化,王安石变法时期颁布《三经新义》一改前代喜欢考校诗词歌赋,而改为考经义,这样一来,批阅会更加容易。

总之,两宋比之前代,两宋的文治更加发达,因此它科举所录取的人数远远大于前代科举录取人数,并且宋代还抓住读书人的爱名誉的心里,对于考试成绩优良登第者,一律于东华门外进行唱名,“东华门外唱名者方为好汉!”

时间到了明清两代,科举制度已经几乎彻底完善了,这个完善几乎是全方位的,首先是公平性与防范保密工作:在明清,身为主考官要是想像唐代贵人那样徇私舞弊,那就可都是抄家灭族的大罪:顺治年间的“五闱弊案”,所有参与的主考官一律斩首抄家;考生进入考场之前会遇到一队官兵秉着“片纸只字皆不得带入考场”的严格规定,进行仔细搜查,一有可疑立刻撕开细看。

再说科考内容的客观变化,明清两朝都是八股取士,所谓八股文,就是指有一定严格格式的文体,在这规划好了的区域作答,能够最为客观的看出每个人的具体实力,从而达到尽取天下良才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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