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国那么强大,为何最后会被秦国消灭呢?

嬴政征服韩、赵、魏、楚、燕,都是经过战争这一途径,甚至还曾经在赵、楚两军面前吃过大亏;面对综合实力最强的齐国时,却偏偏是最轻松的。

公元前221年初,在灭燕之后,秦将王贲突然率军南下,所过之处一片坦途,没有遇到丝毫抵抗就挺进了临淄;随后,秦国派出使者约见齐王田建,许诺日后给他500里的封地;田建欣然同意,出宫投降;但秦人却违背了承诺:没给他裂土封侯,反而将其安置在松柏之间、活活饿死。

从理性的角度而言,齐国这种死法,其实是最“和谐的”——秦灭六国,说到底属于华夏文明内部的冲突,本质是不同贵族集团的兼并。牺牲田建一人,就能让齐国免于生灵涂炭,上哪找这种好事?但本着“鉴往知来”的视角,这种现象值得后人深思:当其他国家都拼死抵抗秦国时,齐国这么一个“地方二千里、带甲数十万”的强大政权,人口多到“连衽成帷、挥汗成雨”,为啥会轻易自废武功?

其中的教训时至今日仍值得汲取:堡垒往往从内部攻破。一个国家,即使条件无比优越,但如统治群体跪下了,那就等同于脑死亡了,躯干再强壮也无能为力。齐国就是这样的典型。

纵观春秋战国,齐国是唯一持续强大的诸侯。它地理优越、资源丰富,“东有琅邪、即墨之饶,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浊河之限,北有勃海之利”;人口密集,劳动力充足,“临菑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挥汗成雨”。在战国前半期,它曾与秦国一东一西、双雄并立,分别采用合纵、连横的战略逐鹿天下。

但到了中后期,由于两件大事,齐国战略发生了180度转向。

其一是公元前284年的五国攻齐事件。由于齐国灭宋、大幅改变了诸侯实力对比,燕、秦、魏、韩、赵联军攻齐,齐国遭受重大削弱、几乎灭亡;

其二,公元前270年,范雎为秦国拟定了“远交近攻”之策,确立了蚕食韩/魏、威慑楚/赵、拉拢齐国的路线图。这一战略闭环中,齐国的角色极为吃重,按照范雎的设想,“齐附则韩、魏因可虏也”,保证齐国袖手旁观,是秦国彻底拿下韩魏的关键。

两大事件叠加,让齐国无视“唇亡齿寒”的基本逻辑,从此基本不再参与秦国与其他各国的纷争。

公元前265年,田建即位,母亲君王后垂帘听政。当时的秦昭襄王加快了东进的步伐,接连发起重大战役,其中就包括长平之战。但面对天下格局大动荡的节点,齐国全程保持中立,“君王后贤,事秦谨,与诸侯信”,仗着本国远在东方海边,采取坐山观虎斗的姿态,倒也落得国泰民安。当然了,其中免不了有秦国外交手段的作用。

公元前249年,君王后死,田建亲政。同一年,嬴政之父即位、吕不韦担任秦国相国。接下来,秦国吞并天下的节奏再次提速,施加给六国的压力再度加码。到了这个时候,所有人都知道秦国的野心在于整个天下;为了自家的祖宗社稷,即使虚弱如韩、魏也竭尽全力殊死抵抗,齐国为何仍无警觉知心、还是一副躺平的姿态?

因为它的统治中枢已被秦国进一步瓦解。嬴政采取李斯的计谋,派出大量携带金银珠宝的间谍潜入六国,软硬兼施,重点收买那些可以对政权政策产生影响的重臣,不从者予以暗杀。

这一计策获取了巨大成功,许多国家的战略产生混乱,君臣关系被离间,重灾区有二:其一是赵国。名将李牧多次挫败秦军攻势,成了嬴政面前的拦路虎。于是秦国重金收买赵王宠臣郭开,以离间计除掉李牧,令赵国自毁长城;

其二就是齐国。齐相后胜彻底被秦国摆平,他不但自己收受钱财,而且还拉了一大批大臣下水,这些人都劝田建“去从朝秦”,即不参与合纵、转而与秦国交好,“不修攻战之备,不助五国攻秦”,既不强军、也不支持五国抗秦。就在燕国被灭的同一年,甚至还有人劝说田建前去咸阳拜见嬴政。

就这样,虽然自身客观硬实力笑傲山东各国,但由于当权者几乎全部沦为秦国的傀儡,齐国在持续数十年的空前大变局下,竟然从始至终置身事外,既不早做准备、练好内功,也不审时度势、帮助盟友。“建不早与诸侯合从攻秦,听奸臣宾客以亡其国”,被群臣洗脑的齐王最终活活饿死,又能怪谁?

回顾历史的目的是为了警戒当代,类似的例子在现今层出不穷。比如,我们总是奇怪,为啥总有一些人愿意甘当漂亮国的马前卒、甚至不惜损害自己国家的利益?为啥总有人装作看不懂是非大局,不明白“唇亡齿寒”的道理?很简单,他们也许面临了两千多年前郭开、后胜之流所面对的诱惑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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