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二世二年(公元前208年),陈涉等人起兵反秦,张良本来打算投奔景驹,结果途中遇见刘邦,因言语相投就没有再改投景驹之意。到了薛地会见项梁后,张良劝项梁立韩公子横阳君成为王,广立六国后裔,以阻秦军。但是,汉三年(公元前204年)刘邦被围在荣阳,汉军粮道也被项羽切断。郦食其建议刘邦重新分封六国的后裔以抗项羽,张良却力阻刘邦不要这样做。张良对于同一类似事件前后截然不同的反应,成为后人争议不断话题。
博浪沙椎秦,使世人皆知张良报仇强秦之决心,表面上看他的动机只有一个,但实际上,这一举动之后还隐藏着一个不易为人察觉的抱负,那就是复立韩国。
韩王成本为韩贵族,国灭之后虽然失了权力,但是,家财未散,如张良,即使父亲死了二十年而他自己又没有在朝为官的状况下还有憧仆百人,所以韩王成最不济也是个富家公子。张良应该跟他是早己相识的,《史记》载张良向项梁推荐在先,项梁才“使良求韩成,立以为韩王。”
此时的张良还是一心为韩的,而把大形势扯进来只是为了使立韩王成的建议更有说服力。张良之前说过的“沛公殆天授”,多半是客套话。史书记载张良善于谋划并未说他有相人之术,即便当时黄石老人赠以《太公兵法》说他后可为帝王师,但是,也没有说帝王师是谁。张刺秦不成逃亡近十年阅人无数,断不会轻易就妄下判断,认为刘邦就是天命所属。况且彼时天下汹汹,各路豪杰顺势而起,时势造英雄,焉知不会出现更优秀的领导者?张良希望那个人出在韩国,也寄希望于自己所选的韩成,因此张良是从复韩的出发点来提议立韩王成的。
然而,张良若要让项梁采纳自己的意见则必须找一个恰如其分的理由去说服他,张良的理由在当时是可以站得住脚的,而且他并不是第一个提出,广立六国后,多树党以抗秦军的人。早在陈胜、吴广起义之初,张耳、陈徐就有“遣人立六国后,自为树党,为秦益敌也……诛暴秦,据咸阳以令诸侯。诸侯亡而得立,以德服之,如此则帝业成矣。”的提议。因为农民起义虽然一开始便能斩木为兵,揭竿为旗,使天下赢粮而影从。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相对于反秦的势力来说秦朝的正规军队还是具有很大威胁力。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起义军若由一个人领导下,能更好的协调军队统一指挥,且不容易被消灭。但领导者若无才学又无智谋那么起义军很快会陷入险境,从而被消灭。各自为政虽然不利于抵抗大规模的秦军反扑,但有利于游击战,使秦军疲于应付,并且当其一部分部队因为作战不利被消灭,至少还有其他部分的继续抵抗。反秦的斗争确实也是按照后者的方式进行的。所以张良的提议主观上是为了复韩,只是客观上也有利于当时形势发展而己。
后来项羽先是将韩王成贬为侯,后在彭城杀死。张良不杀成,成却因他而死。人们有一种误解,即想当然的以为黄石老人曾说的帝王师中的帝王是指刘邦,但是,如果不是项羽杀了韩王成,张良辅佐的便是韩王,也同样是王者之师。对张良而言韩王成在某种意义上其实代表着韩的复兴,他的死导致张良的复韩梦也戛然而止,复国梦的破灭使项羽变成了张良的头号敌人,张良再次流亡。
张良逃亡后间行归汉,与刘邦一起对抗项羽。汉三年刘邦又败,被困荣阳。郦其便是这个时候提出的再封六国之后,借以抗楚。对于刘邦的询问,张良并没有直接回答可或不可,而是问了刘邦八个问题。
其实刘邦是明知故问,借以试探张良是否真正归心于汉,因为张良之前的一些举动处处以韩为主,刘邦对他不放心。而张良滔滔不绝地说了八个行不通的理由正是中了刘邦的圈套而不自知,但这也说明此时张良是一心为汉的。
而张良投奔刘邦的目的就是为了给韩王成报仇,若此时赞同刘邦封六国之后,不但不能灭了项羽,反而会使局势变得更为复杂,韩固然可以立于一时,但难免不会重蹈韩王成的覆辙。所以首先要保住刘邦,使之与项羽抗衡,报仇才有望。而且随着战争的发展,局势也逐渐明朗化,楚汉之争其实也意味着项羽刘邦两个人中必有一人会得天下,且无论是谁,六国并存的局面都不会再出现,张良如此聪明不会看不透这一点。
所以张良这个时候阻止刘邦只是对局势做出的客观而准确的判断,他为汉考虑其实最终目的还是为了报韩王成之仇,只不过此时这个动机隐藏在为刘邦利益着想的表层之下。在此之前张良称刘邦为“汉王”,现在则改称“陛下”并以“臣”自居,扶汉成了他完成报仇的一种途径。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对韩不忠。
张良而不再假手他人,以避免再有无谓的牺牲,而将复国变成了一个人的事情。他将复仇行动由显性变成了隐性,即将复韩之仇隐于与楚汉战争这个大的形势对决中。通过扶刘灭项来间接地达到自己为韩王成报仇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