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灭亡是因为隋炀帝的统治吗 真相到底是什么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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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隋炀帝，早在唐代起就已经有人对其进行评价，殆至现当代，这种评价从未停止，有正面评价，更多是诟病。将其纳入现代学术话语体系进行系统讨论的是吕思勉、范文澜、吴枫等前贤。其观点主要是“隋炀帝亡隋论”，即隋朝历二世而亡，皆因隋炀帝滥施一系列“不顾国力，不恤民命”的恶政。吕思勉先生说隋场帝“徒特严刑”，“又猜忌性成”，“于是数年之间，起义者势如火之燎原矣”。吴枫在《隋唐五代史》中列出隋朝灭亡的三大重要原因分别为：广征徭役，大兴土木;四方巡狩，征战不休;统治残暴，挥霍无度。范文澜说：“封建朝廷向外扩地, 未必一定会亡国，但隋扬帝这样做, 却非亡国不可。”总体而言，认为隋炀帝的统治直接导致“天下死于役而家伤于财”的局面出现，这影响了隋朝的命数。

在讨论中有学者开始意识到隋炀帝的正面意义，“馈后世以利说”即此繁兴。当今学者开始肯定隋炀帝的功勋，认为他堪称“祸起当代，利在千秋”的典型代表，史学界对隋炀帝的研究呈现出更加全面、深入、理性的特点。尤其是扩大了材料搜集范围，相关论述不仅在《隋书》、《新唐书》、《旧唐书》、《资治通鉴》基础上前后延伸, 还把眼光投入到了隋唐甚至宋元明清时期的野史、笔记小说、文人的诗、词、文等文本中，同时在对正史如《隋书》、编年史如《资治通鉴》等材料的运用上, 研究者也仔细分析著者的目的及其对材料的取舍, 以此来判断材料的可信性, 确保立论的有理有据而不至偏颇。相关成果也已经积累到相当丰厚的程度，此类专著有韩隆福《隋炀帝评传》、胡戟《隋炀帝新传》、袁刚《隋炀帝传》、刘善龄《细说隋炀帝》等。

首先，在为隋炀帝翻案的几次热潮中，都有学者为隋炀帝开凿运河和“巡游为揽胜”两个问题进行讨论。1959 年，万绳楠的《论隋炀帝》论述了隋炀帝有巩固边防、开运河、营建洛阳、颁布《大业律》几大突出贡献，评价他：“不仅对我国一统与巩固有贡献，而且对我国社会经济、政治与文化的发展也有贡献”。总而言之，认为大运河导致了“自是天下利于转输”局面的出现，巩固了国家南北一统，具有重大的政治文化意义，虽有“尽道隋亡为此河”、“亡隋波浪九天来”的罪名，但也有“实皆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历史意义。袁刚《隋炀帝开运河为巡游史事辨析》、李筑《论隋炀帝与大运河的开凿》、张晓东《漕仓、运河与隋朝大一统战略布局》等也是这方面的专论。

其次，针对隋炀帝的民族政策、巡狩活动，也有众多成果发表。何平立认为隋炀帝的巡游活动“北至大漠、西抵张掖、东达涿郡、南到江都”，都是“以政治军事上的威慑战略, 消除边塞隐患, 强化王权, 巩固中国一统以及构建四夷宗藩臣属统治秩序, 开创帝王盛世宏业”。

赵云旗对隋朝文、炀帝的民族政策有较深入研究，发表了《隋文帝民族政策研究》、《论隋炀帝的民族思想和民族政策》两文，认为中原与少数民族地区各方面发展受到隋朝两任皇帝民族政策的推动，并为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巩固和繁荣昌盛做出了一定贡献。此外，李大龙《隋王朝与突厥互使述论》、沈世培《隋朝对高丽政策的演变》、李惠兴《隋朝内地与西域关系述略》、王咏梅《隋炀帝西巡与张掖盛会》、赵文润《隋朝时期中原与西域的文化交流》、李清凌《隋朝对待西北民族的谋略思想》等文都从不同方位和角度，探讨了隋朝与周边政权的交流和往来。

再次，隋二世而亡的原因也是学界长期热衷于探讨的问题。韩昇《论隋朝统治集团内部斗争对隋亡的影响》一文的主要着力点是隋“统治阶级内部造成隋朝短祚早亡的部分因素”，“在隋朝灭亡的诸多因素中，阶级斗争是占支配地位的”。华世銧认为, 隋亡的原因有远因和近因两种，远有文帝杀功臣、苛刑法，埋下了不稳定的种子，炀帝的暴政只是直接导火索。孙玉芝的《隋亡实肇因于文帝》也持此种观点。但学界主流观点是隋亡是隋炀帝一手造成的，即是其“刚愎自用、拒谏饰非、好大喜功、滥用民力、严刑峻法”而铸成的苦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