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中国古代主要的几种“帝王权术”(上)

导言:什么是“帝王权术”呢?

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延续的时间长,其帝王专制制度也随之发展得很成熟,而帝王治国理政的谋略和手段也很发达。所谓的“帝王权术”便是古代帝王治国理政的管理谋略的一部分,是帝王的揽权驭臣的计谋和手段。“帝王权术”称呼不少,比如简称为“帝王术”,或称为“君人南面之术”,或称“帝王权谋”,或称“君王驭臣之术”等等。

“帝王权术”有两个基本特点,其一是自上而下的管理方式,即利用皇权至上的专制管理机制,掌控至上权力,对朝中大臣和封疆大吏进行驾驭和掌控,驱使他们去为皇权专制体制服务;其二是在管理过程中,巧妙用“术”,这“术”主要是指一种政治权力的运用方法和技巧,而且常是“内暗外明”的,表面上用的是“阳谋”,而背地里耍的却是“阴谋”,即明用“仁道”,暗用“心术”。具体说,一方面,帝王冠冕堂皇地以道义、仁政、德治等实施其政治管理;而另一方面,帝王却用种种见不得光的阴谋和毒辣的手段来掌控朝局,驾驭群臣,掌控文武官员。所以,人们常说:“君心难测”。

说说中国古代主要的几种“帝王权术”(上)

秦始皇画像

历史文献中,有不少关于“帝王权术”的论述,比如,在《管子》中有《心术篇》;在《吕氏春秋》中有《恃君览》;在《淮南子》中有《主术训》等,讲的都是“帝王权术”。李世民亲自撰写了《帝范》,将“帝王权术”传授给他的子女们;张居正为万历小皇帝专门编写了关于“帝王权术”的通俗教科书——《帝鉴图说》,等等,这都是很典型的事例。

战国秦汉之间,有一种学说,称为“黄老之术”,就是将道家的学说演化为“君人南面之术”,这就是一种“帝王权术”。司马谈在《太史公论六家要旨》里总结说:“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所指的就是“君人南面之术”的特点。它是一种兼收儒、墨、名、法等各家之所长,而以道家和阴阳家的学说为基础所建立的一种统治术。后来,“君人南面之术”又演化为“黄老之术”,其实,这是道家被演绎为“帝王权术”的重要表现。

中国古代“帝王权术”之所以发展得特别成熟和精致,是有其特殊的历史原因的:首先,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延续的时间长,在一个又一个朝代的更新过程中,从总趋势看是一个巩固皇权的过程,期间,皇权专制制度的发展虽有反复和曲折,但总的发展方向是皇权专制在不断强化,到了明清时期,皇权专制达到顶峰状态,所以,在其发展过程中,帝王谋略的发展也不断成熟,“帝王权术”越来越变得完备和精致;其次,中国古代社会在早期演进的过程中,血缘氏族宗法关系没有受到过强烈的冲击,在进入“轴心时代”时,其血缘宗法传统被延续下来,并与政治制度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伦理政治一体化的封建政治统治体制,如此一来,帝王统治谋略就需要有一套很像是符合伦理道义的政治策略,而实质上却是服务于皇权专制统治的驾驭臣民的手段,于是,明用“道义”暗用“心术”的方式就成了历代帝王经常使用的统治策略和方式,“帝王权术”变得非常发达;再次,由于周公“制礼作乐”的巨大影响,加上后来儒家学派的努力,造成了文化思想与政治统治高度结合,形成了很发达的“王道学说”“道统理论”和“王权主义”等,帝王的统治理论成了历代皆比较盛行的学术论题,帝王统治学说成了经、史、子、集中的重要内容,如此一来,对“帝王权术”的研究也明里暗里成了古代学术的“显学”之一。

中国古代有如此发达的“帝王权术”,若具体分析,便会发现其内容非常丰富,学术研究和政治人物的经验总结等都广泛涉及到“帝王权术”,比如,常常被看成是经典史书的《资治通鉴》,其实是司马光编著的政治权谋书,该书总结历史上统治经验的成败得失,为的是“以资皇帝借鉴”,严格说,《资治通鉴》是“统治者历史经验的总结”,书中能清晰看到编者对于“帝王权术”阐述和评论。再如,盛行与战国时期的纵横家们大讲“纵横捭阖”的谋略,他们注重划交战略和论辩技巧,其实,纵横家们是在为君王提供“帝王权术”,辅佐君王统治和管理好国家,使他们所辅佐的国家强大起来,并力图吞并其他弱国,当列国君王采纳了纵横家们提供的“帝王权术”的内容,纵横家们也得到了权与利方面的回报。还有,古代有很多权谋书,比如《长短经》《鬼谷子》《素书》《权书》等,书中有很多篇幅论述的正是“帝王权术”的内容,可以说,在中国古代的各种典籍中,关于“帝王权术”的思想内容是多样而具体的,可以从各方面进行分析,但是,最有代表性的“帝王权术”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的,即由儒家学说演化而来的帝王“仁政”之术;由道家学说演化而成的“君人南面之术”;由法家学说演化而成的“法”“术”“势”相结合的帝王统治术。

第一,帝王“仁政”之术

先秦孔子创立了儒家学说,后来,经过孟子、荀子和董仲舒等人的发挥,儒学思想被演化为“儒家帝王术”,即帝王的“仁政”之术。

这“儒家帝王术”其明里的目的是推行“仁政”,所强调的是统治者要“内圣”而“外王”,强调“修齐治平”,推崇以德治国,强调帝王首先要让自己修养成仁义之君,并以身作则,推行其仁义之道,以仁德布于天下,以帝王的贤明来影响政局,以推行仁德来造就国泰民安。司马谈在《太史公论六家要旨》中将儒者与道家作比较时说:“儒者则不然,以为人主天下之仪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随。如此则主劳而臣逸。至于大道之要,去健羡,绌聪明,释此而任术。夫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骚动,欲与天地长久,非所闻也。”这虽然是从道家角度在批评儒家,但却指出了“儒家帝王术”的一个重要的特点:“以为人主天下之仪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随”,其实,这只是儒家关于政治管理的一种愿景,是仁政的理想,而实质上,只是“儒家帝王术”所表现出来的“阳谋”的一面,在另一方面,却是大有“阴谋”的,帝王们明里讲的是仁道、德治,而背地里用的计谋和手段是不顾仁义的,是非常毒辣的,为了达到其维护皇权专制的目的,是不择手段的。明里一套,暗里又是另一套,这是“儒家帝王术”的一个基本特征。

说说中国古代主要的几种“帝王权术”(上)

董仲舒画像

当然,“儒家帝王术”还可以从几个重要方面去理解:首先,儒家学说的一个基本的理论特征便是主张“仁义”,把政治管理看成是依照“仁义”来施政的,把伦理与政治统一起来,以伦理来服务于政治。所以,历代帝王几乎都喜欢讲“王道”,把“以德为政”视为是其统治的基本方式,把儒家学说延伸为“德政学说”,构造了一整套“仁政”治国方略。孔子的“仁学”变成了帝王们以德治国的理论依据,变成了为政治服务的很管用的道德工具。

其次,儒家“家国同构”的政治伦理一体化理念,使帝王有了将宗法关系纳入政治统治的基本依据,于是,对于帝王来说,整个国也就是他的家,“家天下”理念的出现也就顺理成章了,即所谓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整片国土被认为属于帝王家的。比如,宋王朝,被称为“赵家天下”,国是皇帝的家。与此相应,家也就是国,政治伦理结构以血缘关系为基础,一个家族犹如一个“国家”,在一个家族里,族权大于政权,族长的权力非常大,家族成员都必须绝对服从于族长,家庭成员必须服从于家长,而家族、家庭也成了维护皇权专制的重要社会单位,家规、族规成了巩固皇权的伦理政治规则,皇权利用族权来巩固其专制统治,宗法体制对于维护政治专制体制的稳固性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帝王们玩转着十分有效的“德治”统治术。

再次,儒家利用其道德理论,辅助甚至代替法规成了维护统治秩序的重要工具,比如,封建社会的“三纲五常”就是其中的重要工具之一,“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所强调的是君、父、夫的绝对主导作用;而“五常”即将“仁、义、理、智、信”作为处理社会关系的准则,所强调的是“爱之仁,正之义,君之礼,哲思智,情同信”。在“三钢”的关系中,“父为子纲”是基础,其所诉求的目的是孝敬,是子女对父母的绝对服从,即“尽孝”;而“君为臣纲”是最重要目的,所诉求的是“忠”,即对君主的绝对忠诚,这就是通常说的“尽忠”,正像朱熹所说的“君待臣以礼,臣待君以忠”;而“夫为妻纲”是规范家庭人伦的基础,其诉求的是“节”,如朱熹所说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守节”成了规范古代女子道德绳索。其实,这“三纲五常”其实是极为厉害的统治手段,是帝王以道德规则为手段,推行专制统治的重要方式,说的是尊“德性”道德规范,行的却是强化专制之实。所谓的“德政”,说白了其实就是让“德”为“政”服务,将伦理纲常用来维护皇权统治。显然,当所有的人真的都遵循“三纲五常”,那么,皇帝的统治也就太轻松了,臣民们都成了顺从统治的“小绵羊”,在帝王看来就是“政通人和”了,这正是古代封建社会统治者所青睐的“仁政”的社会政治理想状态,也是“仁政之术”所要达到的效果。

此外,儒家提出“内仁外礼”的伦理道德学说,即:内心的“仁”如果修养好了,被认为能“随心所欲不逾矩”,让行为都能符合“礼”,于是,众人皆有“德性”,皆能有“德行”。问题在于,历朝历代的帝王,绝大多数不是自己内修仁德,外遵礼仪的,他们是把“仁”和“礼”这一“内”一“外”道德原则用来规范和教育臣民的,他们的目的是让臣民们都能在心理和行为循规蹈矩,能顺从统治秩序,而帝王们自己玩的是权术,用的是阴谋和心术。“内仁”“外礼”是对臣民的要求和约束,是帝王用来维护皇权专制的手段。

最后,儒家学说中,也重视一些哲学方法,比如在处事方面讲“中庸之道”,强调“执两用中”等;在对待矛盾方面强调“和为贵”等,而这些方法论,后来被改造为帝王权谋中的“仁术”。比如,“中庸之道”演绎成折中处事,注重双方互利,强调处事手段不过激,不走极端,讲究处事得当。而“和为贵”的原则,变成了在政治斗争中注意不激化,不欺人太甚,不把对手逼死等方法。可惜的是,帝王讲“和为贵”,常常只是表面文章或暂时策略,等到有足够实力置对方于死地时,帝王的“和善”的脸具便扯下来了,必然是将政治对手置之死地而后快的。

其实,在古代,历代帝王的“仁政”“德政”大都是表面文章,所谓的“以德感人”,以仁爱之心动人,不以武力相向,不以强凌弱等,说的似乎是以仁义治国,而这大都是假的,帝王们很善于玩弄虚假仁义的手段。有一种事例很能说明问题,帝王在接受谋士们的建议,往往是明里一套暗里一套,当帝王身边的谋士们提出了种种“阴谋”时,帝王们常常当众训斥其不仁不义,可是,在背后却很高兴地按照谋士们的“阴谋”去办,这就是所谓的“阳斥阴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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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剧照

例如,清代的雍正皇帝就是非常典型的善于“阳斥阴纳”的帝王。胤禛登基之前,有一位谋士叫戴铎,向他提出了种种竞争储君地位的“对策”,被称为是“上十启”。 胤禛听到了戴铎的建议之后,义正词严训斥戴铎说的是“歪点子”,很不符合道义,但是,当戴铎走后,胤禛却背地里对戴铎的计策认真琢磨,悄悄地采纳了。戴铎提出的“对策”有四点很重要:一是劝说胤禛要更亲近康熙皇帝,并与其他皇子搞好关系;二是劝说胤禛要和臣僚、下属搞好关系,以便积累人脉资源,逐步扩展自己的势力;三是劝说胤禛不要掺和朝中的是非,不要计较小利,要大处着眼;四是劝说胤禛要多奖励有才干的人,积极收拢优秀人才,为未来培养嫡系班底。雍正听了戴铎的建议,知道这几条是夺嫡的妙招,内心喜出望外,但他表面上却不露声色,并假惺惺地对戴铎表示,建议虽好,但对他毫无用处,他若有继位的想法,也定不会依此行事的,他还表示根本就不在乎皇位,命令戴铎以后别再胡乱言语。其实,雍亲王暗地里正是依照戴铎的计策行事的。这就是典型的“阳斥阴纳”的帝王权术。

第二,“君人南面之术 ”

老子的《道德经》与《庄子》不同,老子有权谋思想,而庄子更具有艺术家的气质,老子的学说吸取了不少兵家的思想,是有谋略的。在《道德经》中,能看到不少关于“帝王权术”的言论。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说:“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合于尧之克让,易之谦谦,一谦而四益。”这就是后来所谓的“君人南面之术”的由来。班固讲的是道家,而实际上老子确实有帝王的权谋思想。为何叫“南面之术”呢?有一种解释说,古代宫殿面南而建,君臣相见之时君王南面而坐,而臣子则北面而立,因而有“南面称君,北面称臣”之说。“君人南面之术”指的就是“帝王权术”。

说说中国古代主要的几种“帝王权术”(上)

老子画像

此外,自战国到西汉初,在帝王权谋方面,流行着所谓的“黄老之术”,即把传说中的黄帝和先秦时的老子作其该权谋之术的创始人,其实这这是假托黄帝和老子之名,所推崇的理论是一种改造了的“道家”思想,被称为汉朝“新道家”,这一学派以道家思想为理论基础,兼收法家、阴阳家和儒家的一些思想,在理论实质上,是把道家学说推演至政治权谋方面,形成了“道家帝王术”。“黄老之术”在汉初的政治实践中取得成功的应用,汉初的帝王以“黄老之术”作为治国的谋略,在社会政治方面,出现了“文景之治”,所以,后代的政治家对于“黄老之术”还是比较重视的。可是,东汉时,黄老之术逐渐与谶纬之说相结合,便演变为自然长生之道,对道教的形成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而在政治上似乎起再也没有起到像汉初那样的积极作用了。

其实,如果要比较全面地了解“道家帝王术”,不只是要关注“黄老之术”,还应该结合道家的理论和谋略,对所谓的“君人南面之术”做比较详细的解读和分析。

首先,对于道家理论可以从两个基本的理论原则去理解:其一是“顺其自然”;其二是“以柔克刚”。先说第一个原则,道家坚持以“道”为本,主张一切皆应顺应天道,因而,只有顺其自然才是符合道之本性的。而这一原则被引申到帝王谋略方面,便是主张政治管理要顺其自然,治国理政应该坚持“无为而治”的原则,治国,管得越少越好,管得越细越糟糕。而“黄老之术”的最基本的政治策略也就是体现在“无为而治”方面。很多积极推崇“道家帝王术”的政治家们都把刘邦之后汉初的“文景之治”看成是依照“黄老之术”治国所取得的政治成就。所以,在主张“黄老之术”的政治家们认为,在政治管理上,管多不如管少,管得细不如管得粗,处处去管不如放手少管。

再说说道家的第二个原则,就是坚持以柔克刚。这也不难理解,既然要顺应自然,那就不能以硬碰硬,不能逆势而行,不能背道而驰,而是要善于借势发挥,顺势而行,那么,顺势的最有效的方式,便是以柔克刚,或是教以雌应雄,以退为进,以柔弱胜刚强等。其实这是道家学说被应用到政治谋略方面的非常厉害的政治权术。而帝王管理谋略,就是被认为要善于以柔弱的方式来应对刚强,对于强势的政治势力,硬碰硬显然是不行的,最有效的方式便是以柔的方式来对待,犹如“滴水石穿”,水之柔能胜石之强。所以,顺势而行,以柔克刚,这便是“道家帝王术”的重要方略。

其次,道家提倡内智修养,十分重视从虚、静、忍、让等方面进行自我心理养练。道家历来主张要坚持修养心性,坚持以法天地、法自然为不二法门,注重修道、悟道和明道,认为这是践行道学的实践功夫。道家认为人通过修养能够达到一种虚静状态,达到虚怀若谷境界。老子强调修养心性要“至虚极,守静笃”,这就是要让心境达到一种空明状态,心不受外物扰动,能去私欲心虚静,存心笃实,不求浮华,归于素朴而顺其自然,至虚至静,豁然了悟。而道家老子的这种“虚静”说,被推演至“帝王权术”方面,便成了帝王的一种政治智慧的修养,一种统治者的冷静心态的培养,于是,当统治者能心胸宽广,能冷静处事,能清晰理政,那么,便能娴熟自如地管理国家,所以,帝王若修养到高的境界,那么,就能像老子所说的:“治大国若烹小鲜”。

再次,道家虽坚持顺其自然、无为而治的原则,但这些原则被运用于帝王谋略时,并非是指不用任何策略的,其实,从《道德经》中可以看出,老子是谙熟权谋之术的。古代史学家已经指出了老子学说能被引申为“君人南面之术”,成了“帝王权术”,所以,“无为而治”既是道家的哲学原则,也是古代政治家们所青睐的“君道”,是帝王权谋。老子讲“无为而无所不为”,讲“以柔克刚”,而这一思想其实就像是兵家的“诡道”,是有其以退为进的谋略智慧的。老子比庄子更狡猾的那些权谋方面内容,被历代政治家们所重视,比如“欲擒故纵”的处事之术,就是一种智谋,《道德经》曰:“将欲翕之,必故张之。将欲弱之,必故强之。将欲废之,必故兴之。将欲夺之,必故与之。”这不就是“帝王权术”吗?

最后,老子的思想中,有关于相反相成的很重要的理论,老子非常重视“物极必反”的现象,比如,老子说:“反者道之动”“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强调对立面的转化,强调要注意事物向相反的方向发展;老子还说:“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冲,其用不穷。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躁胜寒,静胜热,清静为天下正。”(见《道德经》) 关注完满与残缺、充盈与空虚、直的与弯的、灵巧与笨拙等之间的相通性和转化的可能性,这也常常被历代政治家们吸取而应用,成了“帝王权术”中政治危机管理术,成了成功时要警惕隐藏着失败因素等谋略。

老子的道家思想,后来被演绎为“君人南面之术”“黄老之术”等,这并不奇怪,大史学家司马迁曾认为:《老子》为“后世阴谋者法”,这便是指明了老子思想中有权谋之术的内容,是后世的搞阴谋的人所喜欢效法的。

当然,从基本立场来看,老子虽然也讲权谋,也阐述了一些权术妙招,但老子是反对过度用智术的,他强调说:“智慧出,有大伪”,主张“绝巧去利”,可见,他对于搞阴谋还是不赞赏的,但是,在老子著作中,毕竟有论述权谋之术的内容,而这些内容后来被谋略家们、阴谋家们所发挥了,成了权谋之术。比如,老子的“夺予之道”“以柔克刚”的策略,老子的“守弱图强,以退求进,以雌应雄”的处世哲学等,后世被纳入了帝王权谋的内容,成了帝王们所青睐的政治权术,这也正是“黄老之术”曾经盛行和被推崇的原因。

说说中国古代主要的几种“帝王权术”(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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