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中国古代主要的几种“帝王权术”（上）
导言：什么是“帝王权术”呢？
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延续的时间长，其帝王专制制度也随之发展得很成熟，而帝王治国理政的谋略和手段也很发达。所谓的“帝王权术”便是古代帝王治国理政的管理谋略的一部分，是帝王的揽权驭臣的计谋和手段。“帝王权术”称呼不少，比如简称为“帝王术”，或称为“君人南面之术”，或称“帝王权谋”，或称“君王驭臣之术”等等。
“帝王权术”有两个基本特点，其一是自上而下的管理方式，即利用皇权至上的专制管理机制，掌控至上权力，对朝中大臣和封疆大吏进行驾驭和掌控，驱使他们去为皇权专制体制服务；其二是在管理过程中，巧妙用“术”，这“术”主要是指一种政治权力的运用方法和技巧，而且常是“内暗外明”的，表面上用的是“阳谋”，而背地里耍的却是“阴谋”，即明用“仁道”，暗用“心术”。具体说，一方面，帝王冠冕堂皇地以道义、仁政、德治等实施其政治管理；而另一方面，帝王却用种种见不得光的阴谋和毒辣的手段来掌控朝局，驾驭群臣，掌控文武官员。所以，人们常说：“君心难测”。
秦始皇画像
历史文献中，有不少关于“帝王权术”的论述，比如，在《管子》中有《心术篇》；在《吕氏春秋》中有《恃君览》；在《淮南子》中有《主术训》等，讲的都是“帝王权术”。李世民亲自撰写了《帝范》，将“帝王权术”传授给他的子女们；张居正为万历小皇帝专门编写了关于“帝王权术”的通俗教科书——《帝鉴图说》，等等，这都是很典型的事例。
战国秦汉之间，有一种学说，称为“黄老之术”，就是将道家的学说演化为“君人南面之术”，这就是一种“帝王权术”。司马谈在《太史公论六家要旨》里总结说：“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所指的就是“君人南面之术”的特点。它是一种兼收儒、墨、名、法等各家之所长，而以道家和阴阳家的学说为基础所建立的一种统治术。后来，“君人南面之术”又演化为“黄老之术”，其实，这是道家被演绎为“帝王权术”的重要表现。
中国古代“帝王权术”之所以发展得特别成熟和精致，是有其特殊的历史原因的：首先，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延续的时间长，在一个又一个朝代的更新过程中，从总趋势看是一个巩固皇权的过程，期间，皇权专制制度的发展虽有反复和曲折，但总的发展方向是皇权专制在不断强化，到了明清时期，皇权专制达到顶峰状态，所以，在其发展过程中，帝王谋略的发展也不断成熟，“帝王权术”越来越变得完备和精致；其次，中国古代社会在早期演进的过程中，血缘氏族宗法关系没有受到过强烈的冲击，在进入“轴心时代”时，其血缘宗法传统被延续下来，并与政治制度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伦理政治一体化的封建政治统治体制，如此一来，帝王统治谋略就需要有一套很像是符合伦理道义的政治策略，而实质上却是服务于皇权专制统治的驾驭臣民的手段，于是，明用“道义”暗用“心术”的方式就成了历代帝王经常使用的统治策略和方式，“帝王权术”变得非常发达；再次，由于周公“制礼作乐”的巨大影响，加上后来儒家学派的努力，造成了文化思想与政治统治高度结合，形成了很发达的“王道学说”“道统理论”和“王权主义”等，帝王的统治理论成了历代皆比较盛行的学术论题，帝王统治学说成了经、史、子、集中的重要内容，如此一来，对“帝王权术”的研究也明里暗里成了古代学术的“显学”之一。
中国古代有如此发达的“帝王权术”，若具体分析，便会发现其内容非常丰富，学术研究和政治人物的经验总结等都广泛涉及到“帝王权术”，比如，常常被看成是经典史书的《资治通鉴》，其实是司马光编著的政治权谋书，该书总结历史上统治经验的成败得失，为的是“以资皇帝借鉴”，严格说，《资治通鉴》是“统治者历史经验的总结”，书中能清晰看到编者对于“帝王权术”阐述和评论。再如，盛行与战国时期的纵横家们大讲“纵横捭阖”的谋略，他们注重划交战略和论辩技巧，其实，纵横家们是在为君王提供“帝王权术”，辅佐君王统治和管理好国家，使他们所辅佐的国家强大起来，并力图吞并其他弱国，当列国君王采纳了纵横家们提供的“帝王权术”的内容，纵横家们也得到了权与利方面的回报。还有，古代有很多权谋书，比如《长短经》《鬼谷子》《素书》《权书》等，书中有很多篇幅论述的正是“帝王权术”的内容，可以说，在中国古代的各种典籍中，关于“帝王权术”的思想内容是多样而具体的，可以从各方面进行分析，但是，最有代表性的“帝王权术”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的，即由儒家学说演化而来的帝王“仁政”之术；由道家学说演化而成的“君人南面之术”；由法家学说演化而成的“法”“术”“势”相结合的帝王统治术。
第一，帝王“仁政”之术
先秦孔子创立了儒家学说，后来，经过孟子、荀子和董仲舒等人的发挥，儒学思想被演化为“儒家帝王术”，即帝王的“仁政”之术。
这“儒家帝王术”其明里的目的是推行“仁政”，所强调的是统治者要“内圣”而“外王”，强调“修齐治平”，推崇以德治国，强调帝王首先要让自己修养成仁义之君，并以身作则，推行其仁义之道，以仁德布于天下，以帝王的贤明来影响政局，以推行仁德来造就国泰民安。司马谈在《太史公论六家要旨》中将儒者与道家作比较时说：“儒者则不然，以为人主天下之仪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随。如此则主劳而臣逸。至于大道之要，去健羡，绌聪明，释此而任术。夫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骚动，欲与天地长久，非所闻也。”这虽然是从道家角度在批评儒家，但却指出了“儒家帝王术”的一个重要的特点：“以为人主天下之仪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随”，其实，这只是儒家关于政治管理的一种愿景，是仁政的理想，而实质上，只是“儒家帝王术”所表现出来的“阳谋”的一面，在另一方面，却是大有“阴谋”的，帝王们明里讲的是仁道、德治，而背地里用的计谋和手段是不顾仁义的，是非常毒辣的，为了达到其维护皇权专制的目的，是不择手段的。明里一套，暗里又是另一套，这是“儒家帝王术”的一个基本特征。
董仲舒画像
当然，“儒家帝王术”还可以从几个重要方面去理解：首先，儒家学说的一个基本的理论特征便是主张“仁义”，把政治管理看成是依照“仁义”来施政的，把伦理与政治统一起来，以伦理来服务于政治。所以，历代帝王几乎都喜欢讲“王道”，把“以德为政”视为是其统治的基本方式，把儒家学说延伸为“德政学说”，构造了一整套“仁政”治国方略。孔子的“仁学”变成了帝王们以德治国的理论依据，变成了为政治服务的很管用的道德工具。
其次，儒家“家国同构”的政治伦理一体化理念，使帝王有了将宗法关系纳入政治统治的基本依据，于是，对于帝王来说，整个国也就是他的家，“家天下”理念的出现也就顺理成章了，即所谓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整片国土被认为属于帝王家的。比如，宋王朝，被称为“赵家天下”，国是皇帝的家。与此相应，家也就是国，政治伦理结构以血缘关系为基础，一个家族犹如一个“国家”，在一个家族里，族权大于政权，族长的权力非常大，家族成员都必须绝对服从于族长，家庭成员必须服从于家长，而家族、家庭也成了维护皇权专制的重要社会单位，家规、族规成了巩固皇权的伦理政治规则，皇权利用族权来巩固其专制统治，宗法体制对于维护政治专制体制的稳固性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帝王们玩转着十分有效的“德治”统治术。
再次，儒家利用其道德理论，辅助甚至代替法规成了维护统治秩序的重要工具，比如，封建社会的“三纲五常”就是其中的重要工具之一，“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所强调的是君、父、夫的绝对主导作用；而“五常”即将“仁、义、理、智、信”作为处理社会关系的准则，所强调的是“爱之仁，正之义，君之礼，哲思智，情同信”。在“三钢”的关系中，“父为子纲”是基础，其所诉求的目的是孝敬，是子女对父母的绝对服从，即“尽孝”；而“君为臣纲”是最重要目的，所诉求的是“忠”，即对君主的绝对忠诚，这就是通常说的“尽忠”，正像朱熹所说的“君待臣以礼，臣待君以忠”；而“夫为妻纲”是规范家庭人伦的基础，其诉求的是“节”，如朱熹所说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守节”成了规范古代女子道德绳索。其实，这“三纲五常”其实是极为厉害的统治手段，是帝王以道德规则为手段，推行专制统治的重要方式，说的是尊“德性”道德规范，行的却是强化专制之实。所谓的“德政”，说白了其实就是让“德”为“政”服务，将伦理纲常用来维护皇权统治。显然，当所有的人真的都遵循“三纲五常”，那么，皇帝的统治也就太轻松了，臣民们都成了顺从统治的“小绵羊”，在帝王看来就是“政通人和”了，这正是古代封建社会统治者所青睐的“仁政”的社会政治理想状态，也是“仁政之术”所要达到的效果。
此外，儒家提出“内仁外礼”的伦理道德学说，即：内心的“仁”如果修养好了，被认为能“随心所欲不逾矩”，让行为都能符合“礼”，于是，众人皆有“德性”，皆能有“德行”。问题在于，历朝历代的帝王，绝大多数不是自己内修仁德，外遵礼仪的，他们是把“仁”和“礼”这一“内”一“外”道德原则用来规范和教育臣民的，他们的目的是让臣民们都能在心理和行为循规蹈矩，能顺从统治秩序，而帝王们自己玩的是权术，用的是阴谋和心术。“内仁”“外礼”是对臣民的要求和约束，是帝王用来维护皇权专制的手段。
最后，儒家学说中，也重视一些哲学方法，比如在处事方面讲“中庸之道”，强调“执两用中”等；在对待矛盾方面强调“和为贵”等，而这些方法论，后来被改造为帝王权谋中的“仁术”。比如，“中庸之道”演绎成折中处事，注重双方互利，强调处事手段不过激，不走极端，讲究处事得当。而“和为贵”的原则，变成了在政治斗争中注意不激化，不欺人太甚，不把对手逼死等方法。可惜的是，帝王讲“和为贵”，常常只是表面文章或暂时策略，等到有足够实力置对方于死地时，帝王的“和善”的脸具便扯下来了，必然是将政治对手置之死地而后快的。
其实，在古代，历代帝王的“仁政”“德政”大都是表面文章，所谓的“以德感人”，以仁爱之心动人，不以武力相向，不以强凌弱等，说的似乎是以仁义治国，而这大都是假的，帝王们很善于玩弄虚假仁义的手段。有一种事例很能说明问题，帝王在接受谋士们的建议，往往是明里一套暗里一套，当帝王身边的谋士们提出了种种“阴谋”时，帝王们常常当众训斥其不仁不义，可是，在背后却很高兴地按照谋士们的“阴谋”去办，这就是所谓的“阳斥阴纳”。
雍正剧照
例如，清代的雍正皇帝就是非常典型的善于“阳斥阴纳”的帝王。胤禛登基之前，有一位谋士叫戴铎，向他提出了种种竞争储君地位的“对策”，被称为是“上十启”。 胤禛听到了戴铎的建议之后，义正词严训斥戴铎说的是“歪点子”，很不符合道义，但是，当戴铎走后，胤禛却背地里对戴铎的计策认真琢磨，悄悄地采纳了。戴铎提出的“对策”有四点很重要：一是劝说胤禛要更亲近康熙皇帝，并与其他皇子搞好关系；二是劝说胤禛要和臣僚、下属搞好关系，以便积累人脉资源，逐步扩展自己的势力；三是劝说胤禛不要掺和朝中的是非，不要计较小利，要大处着眼；四是劝说胤禛要多奖励有才干的人，积极收拢优秀人才，为未来培养嫡系班底。雍正听了戴铎的建议，知道这几条是夺嫡的妙招，内心喜出望外，但他表面上却不露声色，并假惺惺地对戴铎表示，建议虽好，但对他毫无用处，他若有继位的想法，也定不会依此行事的，他还表示根本就不在乎皇位，命令戴铎以后别再胡乱言语。其实，雍亲王暗地里正是依照戴铎的计策行事的。这就是典型的“阳斥阴纳”的帝王权术。
第二，“君人南面之术 ”
老子的《道德经》与《庄子》不同，老子有权谋思想，而庄子更具有艺术家的气质，老子的学说吸取了不少兵家的思想，是有谋略的。在《道德经》中，能看到不少关于“帝王权术”的言论。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说：“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合于尧之克让，易之谦谦，一谦而四益。”这就是后来所谓的“君人南面之术”的由来。班固讲的是道家，而实际上老子确实有帝王的权谋思想。为何叫“南面之术”呢？有一种解释说，古代宫殿面南而建，君臣相见之时君王南面而坐，而臣子则北面而立，因而有“南面称君，北面称臣”之说。“君人南面之术”指的就是“帝王权术”。
老子画像
此外，自战国到西汉初，在帝王权谋方面，流行着所谓的“黄老之术”，即把传说中的黄帝和先秦时的老子作其该权谋之术的创始人，其实这这是假托黄帝和老子之名，所推崇的理论是一种改造了的“道家”思想，被称为汉朝“新道家”，这一学派以道家思想为理论基础，兼收法家、阴阳家和儒家的一些思想，在理论实质上，是把道家学说推演至政治权谋方面，形成了“道家帝王术”。“黄老之术”在汉初的政治实践中取得成功的应用，汉初的帝王以“黄老之术”作为治国的谋略，在社会政治方面，出现了“文景之治”，所以，后代的政治家对于“黄老之术”还是比较重视的。可是，东汉时，黄老之术逐渐与谶纬之说相结合，便演变为自然长生之道，对道教的形成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而在政治上似乎起再也没有起到像汉初那样的积极作用了。
其实，如果要比较全面地了解“道家帝王术”，不只是要关注“黄老之术”，还应该结合道家的理论和谋略，对所谓的“君人南面之术”做比较详细的解读和分析。
首先，对于道家理论可以从两个基本的理论原则去理解：其一是“顺其自然”；其二是“以柔克刚”。先说第一个原则，道家坚持以“道”为本，主张一切皆应顺应天道，因而，只有顺其自然才是符合道之本性的。而这一原则被引申到帝王谋略方面，便是主张政治管理要顺其自然，治国理政应该坚持“无为而治”的原则，治国，管得越少越好，管得越细越糟糕。而“黄老之术”的最基本的政治策略也就是体现在“无为而治”方面。很多积极推崇“道家帝王术”的政治家们都把刘邦之后汉初的“文景之治”看成是依照“黄老之术”治国所取得的政治成就。所以，在主张“黄老之术”的政治家们认为，在政治管理上，管多不如管少，管得细不如管得粗，处处去管不如放手少管。
再说说道家的第二个原则，就是坚持以柔克刚。这也不难理解，既然要顺应自然，那就不能以硬碰硬，不能逆势而行，不能背道而驰，而是要善于借势发挥，顺势而行，那么，顺势的最有效的方式，便是以柔克刚，或是教以雌应雄，以退为进，以柔弱胜刚强等。其实这是道家学说被应用到政治谋略方面的非常厉害的政治权术。而帝王管理谋略，就是被认为要善于以柔弱的方式来应对刚强，对于强势的政治势力，硬碰硬显然是不行的，最有效的方式便是以柔的方式来对待，犹如“滴水石穿”，水之柔能胜石之强。所以，顺势而行，以柔克刚，这便是“道家帝王术”的重要方略。
其次，道家提倡内智修养，十分重视从虚、静、忍、让等方面进行自我心理养练。道家历来主张要坚持修养心性，坚持以法天地、法自然为不二法门，注重修道、悟道和明道，认为这是践行道学的实践功夫。道家认为人通过修养能够达到一种虚静状态，达到虚怀若谷境界。老子强调修养心性要“至虚极，守静笃”，这就是要让心境达到一种空明状态，心不受外物扰动，能去私欲心虚静，存心笃实，不求浮华，归于素朴而顺其自然，至虚至静，豁然了悟。而道家老子的这种“虚静”说，被推演至“帝王权术”方面，便成了帝王的一种政治智慧的修养，一种统治者的冷静心态的培养，于是，当统治者能心胸宽广，能冷静处事，能清晰理政，那么，便能娴熟自如地管理国家，所以，帝王若修养到高的境界，那么，就能像老子所说的：“治大国若烹小鲜”。
再次，道家虽坚持顺其自然、无为而治的原则，但这些原则被运用于帝王谋略时，并非是指不用任何策略的，其实，从《道德经》中可以看出，老子是谙熟权谋之术的。古代史学家已经指出了老子学说能被引申为“君人南面之术”，成了“帝王权术”，所以，“无为而治”既是道家的哲学原则，也是古代政治家们所青睐的“君道”，是帝王权谋。老子讲“无为而无所不为”，讲“以柔克刚”，而这一思想其实就像是兵家的“诡道”，是有其以退为进的谋略智慧的。老子比庄子更狡猾的那些权谋方面内容，被历代政治家们所重视，比如“欲擒故纵”的处事之术，就是一种智谋，《道德经》曰：“将欲翕之，必故张之。将欲弱之，必故强之。将欲废之，必故兴之。将欲夺之，必故与之。”这不就是“帝王权术”吗？
最后，老子的思想中，有关于相反相成的很重要的理论，老子非常重视“物极必反”的现象，比如，老子说：“反者道之动”“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强调对立面的转化，强调要注意事物向相反的方向发展；老子还说：“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冲，其用不穷。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躁胜寒，静胜热，清静为天下正。”（见《道德经》） 关注完满与残缺、充盈与空虚、直的与弯的、灵巧与笨拙等之间的相通性和转化的可能性，这也常常被历代政治家们吸取而应用，成了“帝王权术”中政治危机管理术，成了成功时要警惕隐藏着失败因素等谋略。
老子的道家思想，后来被演绎为“君人南面之术”“黄老之术”等，这并不奇怪，大史学家司马迁曾认为：《老子》为“后世阴谋者法”，这便是指明了老子思想中有权谋之术的内容，是后世的搞阴谋的人所喜欢效法的。
当然，从基本立场来看，老子虽然也讲权谋，也阐述了一些权术妙招，但老子是反对过度用智术的，他强调说：“智慧出，有大伪”，主张“绝巧去利”，可见，他对于搞阴谋还是不赞赏的，但是，在老子著作中，毕竟有论述权谋之术的内容，而这些内容后来被谋略家们、阴谋家们所发挥了，成了权谋之术。比如，老子的“夺予之道”“以柔克刚”的策略，老子的“守弱图强，以退求进，以雌应雄”的处世哲学等，后世被纳入了帝王权谋的内容，成了帝王们所青睐的政治权术，这也正是“黄老之术”曾经盛行和被推崇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