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之际，中央王朝是如何统治安南地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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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南地区与我国中原地区的联系缘起极早。自黄帝至三帝时期，我国已经对岭南的交趾百越之地进行界定划分，《尚书大传》卷1《虞传》曾记载“尧南抚交趾”，虽不具旁证参考，因此有后世附会之嫌，但也可证实该地与中原的联系往来极早。“越南”意即百越之南，越南地区文献著史即始于此。
《尚书大传》卷3《大诰传》又有记载：“交趾之南，有越裳国，周公居摄六年制礼作乐，天下和平。越裳以三象重译而献白雉曰：道路悠远，山川阻深，音使不通，故重译而朝成王，以归周公。”
居于交趾之南的越裳国，在周公摄政时期对中原王朝行朝贡之礼，以示来附之情，但在先秦以前，百越以南的地区在地缘上偏远人稀，交通不便，在客观条件上不足以支持政治统治的传递，周公概之为“德不加焉，则君子不飨其质;政不施焉，则君子不臣其人”。在其使臣请求之下，才将越裳“荐于宗庙”，在礼仪上形成了中原——越裳一地的具体联系。
一、 秦汉的开拓
1.秦朝的征伐
我国于秦代起对安南地区实施法理上的直接统治。时逢秦灭六国，以郡县尉令为准绳确立对疆域的划分与统领，在始皇三十三年命任嚣为南海尉，尉佗为龙川令，正式在五岭以南地区开拓疆域实行治理，此时中央政府基本确立对安南地区(今我国广西、越南等地)在行政上的统治地位。
胡亥二年，南越王尉佗拥兵自立，携岭南一带广袤的地区为依托背离中央管束，最终令中央在边防问题上不得不面对“故中国虽平，犹有四夷之患，且无宁岁。一方有急，三面救之，是天下皆动而被其害也”的情况，边陲问题不再是作为单一的武功之绩被纳入考量范畴，而是在中央政策中形成各方权衡制约的被动局面。五岭以南地形险阻颇多，武夷山脉、南岭等主要山脉呈东西走向，形成天然区隔。
尉佗凭南海郡所处之地“负山险，阻南海”，地域横亘数千里，又有南迁汉人作为治理依仗的整体优势，以及秦末复杂的局面，在南海一带形成长期的独立态势，并向南出击吞并了桂林、象郡。
2.西汉一统
汉朝初期，中央政权结束数年战乱统一中原后，考虑到国力尚虚的情况，在岭南一带持无为休憩的行政策略，继续承认并保留了尉佗对南越地区的统治地位，于高帝九年遣陆贾出使南越并赐印绶。吕后主政期间，尉佗因汉与南越间的贸易禁令兴兵，在平叛过程中，汉军由于不适应当地湿热的气候与疫病问题而退兵，最终令尉佗在岭南地区的统治范围进一步扩大，形成“因此以兵威边，财物赂遗闽越、西瓯、骆，役属焉，东西万余里”的庞大态势，无论是地理上还是军事上，在实质上与汉构成隐隐对立的局面。文帝一朝为消弭由此带来的隐患，再遣陆贾游说和谈，赵佗“谨奉诏为藩王，长供职贡”，重新确立与中原的蕃属关系。
这一局面最终为中央政权的兴盛所打破。西汉元鼎五年、六年，再度出兵平定南越赵哀王时吕嘉反叛后，汉廷重新划分九郡进行管辖，越史称“属西汉纪”，自此开始近千年的中央政权对当地的区划管辖。其后岭南地区多次出现行政区划上的变动，首先出现的重大变化是象郡的分野。
在平定越地后，中央对原本的象郡属地进行了分割，在行政上打破南越辖地以往在横贯东西同时的，占据水陆交通要害之处，以致于形成较强割据倾向的行政基础。根据《汉书》卷6《武帝纪》所记，武帝元封年间平定南越和西南夷，分别划分为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址、九真、日南、珠崖、儋耳九郡，以及武都、牂柯、越嶲、沈黎、文山五郡，而卷7《昭帝记》记为“五年，秋，罢象郡，分属郁林、牂柯”，象郡实为越地和西南夷的并称。
二、民族的融合
经由尉佗的经略，南越一带虽然在秦汉交界之际远离中原的直接统治，实际上亦形成了南迁汉人与当地部族间的融合，尉佗自认中原故吏，南越赵氏此后仍与汉人通婚，并倚据兵力、婚配等，实现对西南诸散布部族的控制。罢置象郡实则将更边缘的蛮夷地区与旧置越地进行分割，以避免再次出现南越统领掀起离叛，即可动摇西南大片属地统治根基的情况。
此时交趾为南越地区的一郡，“户九万二千四百四十，口七十四万六千二百三十七”，经过南越赵氏统治时期的长期较为稳定的经营，依托岭南优厚的气候条件，以及部分人口南迁后汉越诸族的交流发展，规模较大，人口较为稠密，下辖羸啮、安定、苟龈、麊泠、曲昜、北带、稽徐、西于、龙编、朱觏十县。
1.确立边界
东汉时，九真岭峤一带部族反叛，马援在领兵对当地平定的同时，以铜柱为标志，确立交趾成为汉朝的地缘边界。交州的概念在原交趾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历经东汉一朝，交趾牧的辖地最终囊括岭南七郡，分别为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不再为南越辖下的一郡，而是成为南越地区新的行政设置。
三国魏晋时期，交趾及周边诸郡成为魏(晋)、蜀、吴三方角力的冲要之处，这主要由地理位置所决定。其一，该地区远离中原，地理上又依山川产生分割，环境较为独立，士夑等倚据天然的地理屏障，在中原战乱纷起、群雄逐鹿之时，在交趾大肆招揽士人进一步加强对当地的统治，部分士人借此机会南逃至此以躲避当时的诸多战祸，“中国士人往依避难者以百数”。
其二，当地占据着沟通中原及南海的地理位置，与蜀地相连接，水路经前朝开发及长期发展，已成为沟通中原、蜀地及的西南要道，蜀道险要通行困难，交趾作为其南方交通关键，具备独特的据守优势，并一度为蜀汉所辖。章武二年，李恢即“为庲降都督，使持节领交州剌史，住平夷县”，此时蜀汉即辖领益州南部及其以南的势力范围。北方士人大量涌入，以及当地沟通岭南及蜀中的地理位置，此后也成为交趾地区独特的意义所在。
2.三国时期的易主
其后，随着三国势力的更迭交锋，交趾归属几经更易，于建安七年，由蜀汉归于孙吴，最终又为西晋所辖。在孙吴治下时，直接受到晋吴交趾之乱的影响，岭南分置交、广两州，成为这一地区区划的一大重要变化，岭南地区自此分为两大部分。经两晋统治，及至南朝，交趾所辖范围变为“领郡八，县五十三，户一万四百五十三”，较西汉交趾郡而言，此时交趾一地在交通要隘、军事拱卫上的重要性更为提升，管辖范围进一步扩大，领县数大幅增加，但人口户数历经多年的动荡战乱则极大减少。
在将越地纳入中原王朝行政区划的同时，当地士人自先秦以来偏安一隅的独立性一直未能得到彻底改变。依托土人及南迁士族的势力，交趾地区屡屡出现独立反叛的状况，又因三国时期各政权的军事拉锯，导致统治者对交趾更多采用委派要员，同时倚仗当地士人的方式进行平叛及开化施政，而当地官吏亦时有离叛。而当地的士族也依托独立环境，企图获得更大的势力范畴。
3. 士夑一族的影响力
士夑兄弟祖辈迁至交趾已久，在东汉豪族并起的背景下，士氏已成为交趾地区一大望族，对交趾地区的管理造成了直接影响，其势力在汉末的动荡时局中达到了顶峰，士夑一族鼎盛之时，士夑出任交趾太守，其弟士壹任合浦太守，次弟士任九真太守，三弟士武任南海太守，其所部横跨交、广地区，甚至形成因所处偏远，得以居于一州“威尊无上”的地位，“出入鸣锺磬，备具威仪，笳箫鼓吹，车骑满道，胡人夹毂焚烧香者常有数十”的情状，在出入仪仗等问题上，规模甚至较南越王尉佗更甚。
士燮一族不仅统领原从属于中央政府所辖的岭南诸州郡，其势力范围辐射至周边诸蛮夷部族中，成为尉佗之后又一规模极为强盛的岭南势力。他们在岭南地区的长期统治，也最终催使孙吴政权推动岭南地区建置的第二次重大变化，即交、广分治。黄武五年，孙吴推行分治举措，遭到士夑之子士徽的反抗，吕岱借机处置士徽及其兄弟，直接削去士氏对岭南的统治根基。
交趾的不安定成为东吴开发时的一大心腹之患，甚至摇动其在岭南的统治根基，同时，孙吴将领的反叛举动，令其平定南方蛮夷诸部时反而产生更大的动荡。孙权赤乌二年，蒋秘率兵南讨的过程中，麾下都督廖式自临贺郡伺机兴兵，其兵势冲击了苍梧、交趾、郁林等地。多次反复的离叛状况，导致孙吴尝试通过军事行动强化对交趾地区的控制能力宣告失败，不得不继续依托笼络当地士人和部族的方式间接实现对地方的沟通与管辖。
结语
景帝永安六年五月，交趾郡吏吕兴杀太守兴兵叛乱，主要因太守孙谞残暴而起。同一时期适逢曹魏征讨蜀汉的末期，因此吕兴联合交趾、九真、日南等对孙吴兴兵叛乱的同时，亦向曹魏上表示好，以获取有力支持，言称“兴创造事业，大小承命。郡有山寇，入连诸郡，惧其计异，各有揣二……乞赐褒奖，以慰边荒”，而曹魏也授予其“使持节、都督交州诸军事、南中大将军，封安定县侯”的地位，最终因吕兴被部下所杀而终止。
交趾的离叛问题，最终演变为蜀汉覆灭后曹魏(晋)与孙吴间冲突的缩影，并成为动摇孙吴内部政策的原因之一，“吴人以蜀初亡，交趾携叛，国内恐惧，欲得长君”，统治根基多遭质疑，而曹魏方面则派遣霍弋驰援吕兴等部，最终取得交址、日南、九真三郡。后在孙皓宝鼎三年孙吴重新取回三郡，交趾被分置为新昌郡，交、广在行政上分别治理的传统于三国时期正式确定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