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唐代宗与鱼朝恩之间对财富即军权的争夺

李豫,即唐代宗,唐朝第九位皇帝(762年5月18日-779年6月10日在位),唐肃宗李亨长子,母为章敬皇后吴氏。下面知秀网小编就为大家带来详细的介绍,一起来看看吧。

唐代史书记载“第五琦为度支、盐铁使,京师多豪将,求取无节,琦不能禁,乃悉以租赋进入大盈内库,以中人主之意”。第五琦并非将所有租赋皆输入大盈内库,输入大盈库的租赋只有盐利与青苗钱。两种租税输入大盈库也并非始于同一时间。

第五琦曾两次担任度支、盐铁使:第一次在肃宗乾元元年至二年,第二次在代宗大历元年至五年。据顾况《嘉兴监记》记载,盐利在肃宗乾元年间开始输入内库。但青苗钱在代宗大历初才开始输入内库。“大历元年,敛天下青苗钱,得钱四百九十万缗,输大盈库”。

一、和鱼朝恩的财富之争

左藏库中本有青苗钱库,可见青苗钱原本输入左藏库。青苗钱为何在大历元年改为输入大盈库?第五琦攀附鱼朝恩,李锦绣认为这是第五琦为报鱼朝恩奖拔之恩。但是,大盈库虽然掌握在宦官手中,鱼朝恩也为最有权势的宦官,但宦官并非皆为鱼朝恩之党羽,大盈库也不为鱼朝恩所掌控。

1.典籍记载

代宗处死鱼朝恩之后,曾在《大赦京畿三辅制》中历数鱼朝恩的罪责:“征求黎庶,空竭闾阎;加之广有贸易,夺人贿利;京城之内,擅致刑狱,恣行忍虐,幽执无辜;部领师人,乖于抚驭,资粮刻薄,劳役烦苛”。

“京城之内,擅致刑狱,恣行忍虐,幽执无辜”是指鱼朝恩的党羽神策都虞候刘希暹建议鱼朝恩“于北军置狱,召坊市凶恶少年,罗织城内富人,诬以违法,捕置狱中,忍酷考讯,录其家产,并没于军”。可见鱼朝恩的敛财方式主要为四种,即“征求黎庶”,“广有贸易”,诬陷京城中的富人并籍没其家产,克扣禁军“资粮”。贪污或挪用大盈内库的钱财,罪责显然不亚于“征求黎庶”或“广有贸易”。

如果鱼朝恩曾经贪污或挪用大盈内库的钱财,代宗不可能不曝扬鱼朝恩的罪行并严加斥责。这说明鱼朝恩并未贪污或挪用大盈内库的钱财。第五琦将租税输入大盈库的主要原因是京师多豪将,求取无度。大历元年京师中的豪将主要就是鱼朝恩麾下的禁军将领,第五琦将青苗钱输入大盈库反而对鱼朝恩不利。

而且第五琦将青苗钱输入大盈库还是为了“以中人主之意”,此事的幕后主使显然为代宗。第五琦虽然亲附鱼朝恩,但这不代表其能违抗代宗的旨意。除此之外,还有一条史料值得一提。《册府元龟》记载:“张明进,中黄门也。大历二年八月景午夜,盗内库黄金二百八十斤,药金二百五十两,擒之”。

张明进所盗窃的黄金、药金重量颇大,唐代一斤约为现在的660克,二百八十斤为184.8千克,超过两个成年男性的体重。显然仅凭一个人不可能将其偷偷搬运出宫。这说明张明进的盗金活动并非个人行为。而且张明进地位低微,大历年间仅为没有任何官职的小黄门,若是盗窃数十两黄金尚有可能,其为何会有如此大的野心,敢于盗窃数千两的黄金?

更为诡异的是,张明进不但没有被处死,甚至未被逐出宫中,德宗初年“泾师之变”爆发时,张明进还扈从德宗“西幸奉天”。张明进背后显然有幕后主使与“保护伞”。张明进之父为禁军武将,则张明进父子很可能为鱼朝恩的党羽。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何张明进偷盗巨额的黄金而没有受到严厉的惩罚。

(鱼朝恩的宦官党羽窦文场、焦奉超等人,在鱼朝恩被处死后并未受到牵连,张明进似乎同样没有受到牵连,并在德宗朝飞黄腾达)。大历二年张明进偷盗大盈内库的巨额黄金、药金很可能是受鱼朝恩的指使。这也说明鱼朝恩并不能掌控大盈内库,只能通过盗窃的方式获取内库的钱财。

2.阎伯玙的图谋

当然,这一推论尚缺乏铁证,姑志于此,聊备一说。由此可见,大历元年青苗钱由输入左藏库改为输入大盈库,是由代宗指使度支使第五琦所为,主要是为了削弱鱼朝恩所掌握的财政权。值得一提的是,在此之后,代宗曾试图进一步加强对财政权的掌控。《封氏闻见记》记载:“阎伯玙为袁州刺史……数年之间,渔商阗凑,州境大理。及移抚州,阖州思恋,百姓相率而随之。伯玙未行,或已有先发……前后相继,津吏不能止……到职一年,抚州复如袁州之盛。代宗闻之,征拜户部侍郎,未至而卒”。

阎伯玙广德二年至大历元年在袁州刺史任上。因此,阎伯玙移任抚州刺史当在大历元年。“到职一年”后,即大历二年,被征拜为户部侍郎。常衮《授阎伯玙刑部侍郎等制》又记载,阎伯玙由婺州刺史征拜刑部侍郎。阎伯玙任刑部侍郎的时间在广德、永泰年间或大历五年至八年。如上文所说,阎伯玙在广德、永泰年间至大历元年在袁州刺史任上。

因此阎伯玙被任命为刑部侍郎的时间只可能在大历五年。郁贤皓曾根据《授阎伯玙刑部侍郎等制》怀疑《封氏闻见记》的记载有误,认为阎伯玙是由袁州刺史迁婺州刺史,而非抚州刺史;阎伯玙被征拜为刑部侍郎,而非户部侍郎。笔者认为郁贤皓的这一推论恐怕有误。阎伯玙由抚州刺史征拜户部侍郎在大历二年,由婺州刺史征拜刑部侍郎在大历五年,两件事发生于不同时间。其次,袁州与抚州几乎比邻,但与婺州却相去甚远,若是阎伯玙由袁州刺史移婺州刺史,不可能有大量百姓扶老携幼前往跟随。

既然阎伯玙大历五年还由婺州刺史迁刑部侍郎,为何《封氏闻见记》却记载阎伯玙征拜户部侍郎时,就已经“未至而卒”?阎伯玙未能赴任户部侍郎的记载应当无误。大历二年阎伯玙应当又由抚州刺史移任婺州刺史。阎伯玙既然能够出任婺州刺史,说明其未能赴任户部侍郎并非因为服丧或者患病。

户部侍郎地位远高于婺州刺史,阎伯玙未能赴任户部侍郎,又不得不转任婺州刺史,可能是因为在政治上受到了排挤与打压。此事是否与鱼朝恩存在直接关连,由于笔者未能找到相关史料,无法详细讨论。大历元年代宗颁布诏令,力图恢复尚书省职权。在这一背景下,代宗亲自拔擢阎伯玙为户部侍郎,可能是为了进一步加强对财政权的掌控。

二、代宗对鱼朝恩禁军控制权的限制

《新唐书》记载,平定仆固怀恩之叛后,骆奉先(一作“骆奉仙”)被擢为军容使,“掌畿内兵,权焰炽然”。《新唐书》将此事系于“永泰初”骆奉先为鄠县筑城使之前。但代宗幸陕后返回长安,立即令骆奉先筑城于鄠县,并将其兵,此事实际在仆固怀恩正式叛乱之前。并且永泰元年,骆奉先即移屯盩厔。因此,骆奉先应当是先于广德二年任鄠县军使,仆固怀恩死后升任军容使,移屯盩厔,“掌畿内兵”。

1.神策军

《李过折墓志》记载:“永泰二年岁次景午四月……嗣子神策军行营都知兵马使、盩厔□来都防御使……交河郡王(李)忠诚”。由此可见,骆奉先屯盩厔“掌畿内兵”,即是担任神策军行营都知兵马使李忠诚的监军。永泰元年,鱼朝恩领神策军从代宗屯苑中,其势更盛,“分为左、右厢,居北军之右矣”。而同年骆奉先即被擢为军容使“掌畿内兵”。可见代宗此举是为了分割鱼朝恩的军权,使两人内外相制。骆奉先“数从帝(指代宗)讨伐,尤见幸”。

可见骆奉先精通军务,又为代宗亲信,因此代宗利用骆奉先制衡鱼朝恩。《新唐书》又记载,骆奉先此后又“监凤翔军,大历末卒”。第五玄昱在代宗年间一直担任凤翔节度使李抱玉的监军使,直至卒于大历十二年。骆奉先是否是此后调任凤翔监军,并卒于大历十三年或十四年?笔者认为这种可能性较小。

《旧唐书·代宗纪》记载大历五年初,处死鱼朝恩后,“以京西兵马使李忠臣为凤尹”。黄楼依据墓志及碑刻资料考证,“李忠臣”为“李忠诚”之误。李忠诚移镇凤翔后,任凤翔观察使、神策行营(都知)兵马使兼凤翔尹。

盩厔距离长安较近,代宗在处死鱼朝恩后立刻将李忠诚迁至凤翔,显然是预防李忠诚及其麾下的神策军作乱。骆奉先此前长期担任李忠诚的监军,又是代宗最为信任的宦官,代宗为继续监视、防范李忠诚,最佳选择当是令骆奉先继续担任李忠诚的监军。因此,骆奉先所升任的“凤翔监军”当为凤翔观察使李忠诚之监军,而不是凤翔节度使李抱玉之监军。

2.设置监军

代宗中后期,凤翔镇同时设立凤翔节度使与凤翔观察使,而且分别由不同的人担任,这种情况极为罕见。代宗似乎有意令节度使与神策军行营兵马使互相监督制衡。综上所述,永泰元年,骆奉先移屯盩厔,永泰二年四月稍前,李忠诚升任神策军行营都知兵马使、盩厔以来都防御使;大历五年三月,李忠诚转任神策军行营都知兵马使、凤翔观察使兼凤翔尹,骆奉先继续担任李忠诚的监军。代宗不仅利用宦官削弱鱼朝恩对神策军的掌控,同时也利用了文官加强对神策军的控制。大历四年十月,汝州刺史孟皞升任京兆尹。

常衮《授孟皞京兆尹制》记载:“(孟皞)可守京兆尹,依前兼御史中丞,仍充勾当神策军粮料及木炭等使”。孟皞此前为“守汝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因此“仍充勾当神策军粮料及木炭等使”并不是指孟皞此前就曾担任神策军粮料及木炭使,而是指“京兆尹”此前兼任“勾当神策军粮料及木炭等使”,孟皞接任京兆尹后继续兼任这一使职。由此可见,神策军虽然掌握在鱼朝恩手中,但神策军所需的粮料、木炭却受制于京兆尹,这就无形中加强了对鱼朝恩的制衡。

而且由于京兆尹与神策军有政务上的往来,也为代宗、元载利用京兆尹收买神策将军创造了条件。代宗与元载所收买的鱼朝恩的党羽不仅有皇甫温、周皓,还包括神策大将王驾鹤。刘希暹、王驾鹤为鱼朝恩麾下最重要的神策军将领。实际上代宗不仅曾收买王驾鹤,还曾试图收买刘希暹。代宗《赐刘希暹自尽制》曾言:“泄漏朕言,几危吾事”。这说明代宗可能也曾拉拢刘希暹。“刘希暹颇觉上意异,以告鱼朝恩”。

结语

代宗为铲除鱼朝恩,可能拉拢了大多数禁军将领,以防处死鱼朝恩后禁军发生动乱。代宗与元载开始密谋铲除鱼朝恩后,元载以自己的亲信崔昭为京兆尹,令其收买拉拢鱼朝恩的党羽。

崔昭任京兆尹在大历三年五月,而鱼朝恩被铲除在大历五年三月。可见代宗为铲除鱼朝恩精心布局长达两年,其主要的准备工作即为尽可能地拉拢鱼朝恩麾下的禁军将领。

例如,大历初年,代宗曾使鱼朝恩于白花屯为李泌作外院,使李泌与亲旧相见。李泌此后常与亲故宴于北军。据代宗所说,北军多为李泌故吏,“故使其就见亲故”,“朝恩之诛,(李)泌亦预谋”。代宗当是利用李泌拉拢禁军将领,为铲除鱼朝恩做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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