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子仪和李光弼的人生结局为何完全不同?

郭子仪和李光弼的人生结局为何完全不同?下面知秀网小编为大家带来详细的文章介绍。

安史之乱期间,唐朝廷在平叛的同时,内部的人事斗争、政治博弈一刻也没落下,甚至还越发的复杂、尖锐。其中,为了遏制武将权力在战争中的膨胀,引发的矛盾尤其突出。

作为战功赫赫、力挽狂澜的两大顶梁柱,郭子仪、李光弼面对了类似的困境,但却因不同的应对方式,走向了不同的结局。

在古代,如何对手握重兵的武将进行制衡,向来是个严肃而严重的议题。初唐时期的府兵制,把将、兵切割开来,贞观年间的唐军频繁征战、却无武将擅权之忧。但在李隆基时期,唐朝的军队的两大特点,让形势起了变化。

一是军队逐渐专业化、“胡”化。唐高宗、武则天时期,府兵制就呈现出崩坏之势,李隆基年间,不得已全面推行了募兵制。这种情况下,自南北朝以来汉人耕种、胡人打仗的惯例再次出现,许多不擅长农耕、精于骑射的少数民族选择从军,所占比例相当可观。许多优秀的将领逐渐崭露头角,甚至担任了一方节度使。天宝年间(安史之乱爆发前),大唐的十大节度使中,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是安禄山(粟特族),河西高仙芝(高句丽),陇右哥舒翰(突骑施),朔方安思顺(粟特族)。

二是重外轻内。由于常年对外开拓政策,沿边设置的十大节度使掌握了49万镇兵,是唐朝军事力量的主体所在。内地则因歌舞升平数十年,中央禁军常年人浮于事、滥竽充数,大部分都是些没经历过什么训练、混迹其中的市井之徒。

因此,在执政后期,李隆基朝廷对于武将擅权的担忧逐渐公开化。天宝六年(公元747年),因政治博弈的激化,曾经同时担任河西、陇右、朔方、河东四大节度使的王忠嗣被贬,出任过陇右、河西节度使的皇甫惟明被杀。

安禄山等胡将之所以被重用,也与这一事件存在密切关联:李隆基、李林甫认为这些人底子相对简单,结党的概率较小。但这纯粹是主观臆想,像高仙芝、哥舒翰、安思顺之辈,确实只不过是渴求功名与富贵而已,但战功平平、依靠钻营而获得宠信的安禄山,却并非善茬,由此也引起了朝廷的怀疑。

《新唐书》称:“皇太子及宰相屡言禄山反,帝不信”。怀疑安禄山的高官,早期有张九龄、王忠嗣,后期主要是杨国忠(当然,他有党同伐异的盘算)。天宝年间,朝廷多次巧立名目、试图把安禄山诱进长安、除之而后快,但一来李隆基不这么认为,二来安禄山警惕性极高,这一计划屡屡流产。

但安禄山的反状已经无法掩饰,于是在公元755年11月正式起兵。

随着北方三镇叛军浩浩荡荡南下,唐朝的军制弊端暴露无遗。由于事出突然,西北各镇精兵暂时无法抵京勤王,李隆基便组织禁军、临时募兵,交给刚好在京的河西节度使高仙芝、安西节度使封常清率领前去御敌。但缺乏训练的乌合之众,哪里是三镇精锐的对手?封常清在洛阳连战连败,其后与高仙芝共同退守潼关。

从技术层面来讲,封、高两位的决定,不过是以“专业人士”的视角,依据对战场走向的判断、作出了他们“专业性”的应对。

然而,出于“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那时的李隆基对于武将的信任度正降至冰点。他派宦官担任监军,随后又轻信这些人的谗言,处死了封常清、高仙芝,把潼关军队交给更让自己放心的哥舒翰(从过去的经验看,此人善于迎合李隆基)。

在另一方面,由于西北诸军镇中,河西、安西、陇右位置较远,远水救不了近火,李隆基不得不倚仗朔方军。因此,他免去了跟安禄山有亲戚关系的安思顺,任命58岁高龄、原朔方节度右厢兵马使郭子仪朔方节度使,命令他进取洛阳。

同时,鉴于当时的河北地区是叛军主力所在,李隆基计划另寻一将前去经营。经郭子仪的推荐,曾任河西节度副使、饱受王忠嗣哥舒翰等人青睐的李光弼临危受命,被任命为河东节度使,带着调拨来的一万朔方军兵出井陉,直面史思明率领的河北叛军。

不得不说,这次人事任命的水准相当高。郭子仪、李光弼联手,在河北地区屡挫叛军。特别是嘉山(今河北曲阳东)一战,叛军主力被斩首四万,史思明坠马后狼狈逃窜、捡回了一条命。随后,河北诸郡纷纷杀死叛军守将,重新归顺唐朝,叛军老巢范阳郡与各地的联系被切断,而洛阳的安禄山也被潼关阻挡、无法染指长安,局势对朝廷极为有利。

但在关键时刻,李隆基君臣的老毛病又犯了。

考虑到自己的部将虽达20多万,但却来自不同派系,哥舒翰计划依据潼关之险,与河北郭、李遥相呼应,把被切割在洛阳一线的安禄山活活耗死;

同时,郭子仪、李光弼也上奏朝廷,表示潼关不可轻易出战,待他们先乘胜追击、直捣范阳老巢,如此一来叛军将不战而溃。

但在李隆基、杨国忠看来,这些武将是想养寇自重(也有后勤压力的因素)。在他们的胁迫下,哥舒翰被迫出关,结果掉进了叛军的陷阱,20万大军几乎全军覆没。

随后,李隆基逃向蜀地;太子李亨北上灵武,以朔方军为主力讨伐叛军。而他的王牌,自然就是郭子仪、李光弼。

皇帝虽变,但对于武将的猜忌却一如既往,担纲主力、战功显赫、威望如日中天的郭、李二人,自然首当其冲。毫不夸张地说,在与叛军作战的全过程中,他们都要提防从身后捅来的刀子。捅刀子的人,主要是皇帝的代言人——宦官。

以郭子仪为例,公元757年,他率军收复长安、洛阳两京,有“再造国家”之功,先后被唐肃宗封为兵马副元帅、兵部尚书、司徒、代国公,可谓位极人臣。

但随之而来的,也是“功高震主”铁律的困扰。唐肃宗任命宦官鱼朝恩为“观军容宣慰使”,安插在郭子仪军中,实际上就是代替自己对其进行监视。公元759年,郭子仪、李光弼、王思礼等率军与史思明在相州大战,双方势均力敌、损失相近,其后因战场忽起风沙而双双败逃。但鱼朝恩却把相关责任悉数推到郭子仪头上,唐肃宗因此把郭子仪召回京师、剥夺兵权。

其后,郭子仪经历多次沉浮,陷入了免官、被起用、再被中伤、再起用的循环,宦官鱼朝恩、程元振屡屡对其进行排挤打压。有一年,郭子仪正在前线抵御吐蕃,鱼朝恩竟然指使人挖掘其父亲的坟墓,可谓丧尽天良、毫无底线的羞辱。

李光弼也难逃相同的轨迹。郭子仪因相州之战被免职后,李光弼一度接替了岗位空缺,成为实际的统帅。接下来的几年里,他自始至终以唐军平叛主将之一参与全程,以出色的军事才能,为平息内乱立了头功,先后进封太尉、中书令、临淮郡王,《新唐书》称其“战功推为中兴第一”。

但与郭子仪一样,随着功劳日渐突出,李光弼也遭到了宦官鱼朝恩、程元振等人的陷害。公元761年,鱼朝恩向唐肃宗宣称“贼可灭”,以此逼迫李光弼在不利的局面下强攻洛阳,遭遇了邙山之败。

而在此战之后,鱼朝恩为了掩饰自己的导致的错误,从此越发对李光弼忌恨入骨;至于程元振,则纯粹是嫉妒李光弼,二人“日谋有以中伤者”,每天都寻思着怎么扳倒他。但是李光弼常年带军在外,加上当时的李唐王朝无他人可用,鱼、程二人的计谋并未得逞。

相较之下,郭子仪所遭受的迫害比李光弼严重多了,但两人的应对方式却大相庭径。

无论遭受任何不公待遇,郭子仪都处之泰然,既不口出恶言,也不怒形于色,更不会采取什么对抗举动。即使被剥夺兵权,他也随时关心平叛进展,朝廷一有需要他就立即到位。但在完成任务后,他又能及时谦退,多次主动请求“乞骸骨”,以求退出权力巅峰,避免“功高震主、兔死狗烹”。

甚至得知鱼朝恩挖了自己父亲坟墓时,身在前线带兵的郭子仪并没有动怒,更没有像一些大臣担忧的那样愤而造反,而是流泪自责:“这是上天的惩罚。”后来,连一心迫害他的鱼朝恩都感动痛哭,称郭子仪为“长者”。

凭借这种近乎“超凡脱俗、看透世态”的姿态,郭子仪以85岁高龄寿终正寝,被追赠太师、谥号忠武,配飨代宗庙廷、陪葬建陵。

而身为契丹族的李光弼,则没郭子仪这份忍耐力,显得相当“耿直”。在听说鱼朝恩、程元振怀着心眼算计自己时,他极力避免入京、以防被宦官们陷害。甚至在公元763年,当吐蕃攻入长安、唐代宗急诏其带兵勤王时,他竟拖延不去。

随后,还是郭子仪临危领命、击退了吐蕃。唐代宗任命李光弼为东都留守、以观察他的举动,但李光弼以诏书未至为由推辞,率军回到徐州,想要自行收取江淮租赋。

由于这次的抗命表现,大幅拉低了李光弼的风评,许多部将也对其不再敬畏。悔恨交加之下,李光弼忧郁成疾,下一年病死于徐州,年仅57岁。

纵然结局不完美,但唐代宗本着肯定功劳、激励后人的原则,为其辍朝三日,并且追赠太保、谥号“武穆”,将其灵柩接到到长安后下葬。

纵观郭子仪、李光弼在安史之乱中为国平叛的杰出表现,可谓波澜壮阔、足以被奉为军人楷模。但由于封建社会权力分配的局限性,这两位英雄却或多或少遭受了来自统治者的提防与戒备,遭遇令人感慨不已。

从结果来看,郭子仪的应对方式可谓完美,但又有几人能做到?所以他被视为“功盖震主却能全身而退”的罕见楷模被人传颂。李光弼的反应则属于本能,但对于这种力挽狂澜的顶尖人才,若苛求他还得精通“人际关系学”,又何来公平可言?人人都反感“万马齐喑究可哀”,都希望“不拘一格降人才”,但相应的环境、土壤并不是凭空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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