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原起兵李渊不是庸人,而是英明的决策者:掌握火候,伺机起兵

太原是“兴王之基”,是李氏唐朝的发禅地。

太原起兵的主要功劳应当归于谁呢?

这个问题被正史的史学家们给歪曲了。例如《旧唐书・高祖本纪》中把李世民说成是“首谋”、“劝举义兵”的人物;《资治通鉴》记载:

“上之起兵晋阳也,皆秦王世民之谋”,

还借李渊之口:

“首建大谋,削平海内,皆汝之功”;

《新唐书・太宗本纪》中说:

“高祖起太原,非其本意,而事出太宗;”

《隋唐五代史》,也引证史书,以为

“世民阴结豪杰,招纳亡命,与晋阳令刘文静谋举大事。计已决,高祖未知之。欲以倩告,俱不见听。”

总之,把李渊说成是平庸之辈,而把大功全记在李世民身上。

史载,李渊在大业九年(公元613年)正月,便曾与宇文士及在涿郡常常于夜中密论时事。论的是什么时事呢?李渊称帝后笑谓裴寂:

“此人(指字文士及)与我言天下事,至今已六七年矣,公辈皆在其后。”

这“公辈皆在其后”六个字足以说明有关起兵之事,宇文士及是第一个与李渊谈到过的人,李世民、刘文静、裴寂当属其外。《旧唐书・窦抗传》记载,作为李渊妻兄的窦抗曾劝说李渊:

“玄感抑发踪耳!李氏有名图篆,可乘其便,天之所启也。”

当时李渊任弘化留守,兼管关右13郡军事。隋大业十一年(公元615年)四月,他的副手夏侯端谏曰:

“金玉床摇动,此帝座不安。……天下方乱,能安之者,其在明公。但主上晓察,情多猜忍,切忌诸李,………若早为计,则应天福,不然者,则诛矣。”

李渊“深然其言”。

以上所引证明。均比李世民、刘文静、裴寂劝李渊起兵的文字记载要早得多。那么,李世民、刘文静、裴寂等人的起兵念头是不是李渊影响或暗示才产生的呢?不是,在此以前李渊从来没有对其他人,包括三个儿子谈起这件事,因此大概可以说是不谋而合。

其实,问题的关键之点,还并不在于是谁首先提出或策划了起兵之事,而在于是谁居于整个谋划的中心地位,换而言之,谁是起兵的决策者。作为一名优秀的军事统帅,自己能提出有真知灼见的方案固然难能可贵,但最主要的还是对部属、幕僚们提出的各种方案进行比较,择优而从。昔日汉高祖刘邦,那些军事大战略,可以说无一不是出自文武大臣之口。其实秦王李世民指挥的几大战役之中,许多奇谋良策也是他的部下提出来的。后人在评价刘邦、李世民时,从来没有因为这些原因而将主要的功劳记在别人身上。

不光是太原起兵,就是在李氏父子以后的统一战争中,李渊的主角地位也是不可否认的。在所有战略问题上,不是李世民,也不是其他人,恰恰只是李渊一个人承担了决策的职责。至于说李世民所起的重大作用,这也不能否定,但他从起兵到统一战争的结束,一直是一个战区、一个方面上的最高统帅,只负责某一具体范围作战行动,他没有条件也没有机会来取代李渊的地位。

有一种假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李渊和李世民的地位如果调换一下,唐王朝的建立和统一战争的结束可能还要顺利。从李渊和李世民的一生来分析、对照,这种假设有它的合理成分,但假设毕竟是假设,而不是事实。

那么,为什么这么多史学家把太原起兵主要功劳要归于李世民呢?

原因大概主要有两点:

其一,在起义至统一战争结束的七八年间,李渊主要是坐镇长安运筹帷幄,除了进入长安以前的战役以外,李渊再也没有直接指挥过具体战役。李世民则不同,他既在战略上提出了许多上上之策,又亲自指挥了几乎所有的重大战役,并且打得都很漂亮。

其二,李渊是打天下的皇帝,他一生的建树主要在军事方面。李世民大不一样,武略的造诣很深,文韬的建树也极其辉煌。他即皇帝位后,开始了“贞观之治”的新纪元,前后延续23年之久。这个纪元不光在唐朝,就是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都是数一数二的强盛时期。李渊与的这个儿子相比,逊色得多了。

几乎所有正史记载,都把太原起兵中的李渊说成是一个懦夫。例如,隋恭帝义宁元年突厥入侵,李渊部将击之不利,李渊害怕朝廷责罪。李世民乘机对李渊说:

“今主上无道,百姓困穷,晋阳城外皆为战场;大人若守小节,下有寇盗,上有严刑,危亡无日。不若顺民心,兴义兵,转祸为福,此天授之时也”。

李渊大惊:

“汝安得为此言,吾今执汝以告县官!”

说完即取纸笔,就要书写状纸。连自己的亲骨肉都舍抛弃,那李渊的懦怯之状可谓极甚。

李渊害不害怕?

害怕。起兵之事,在封建社会来说,就是犯上作乱,一人杀头事小,夷灭三族事大。李渊有家有小,有亲有戚,一旦事泄或事败,岂不是葬送了百十口人的性命。再说李渊世辈皆居官位,高官厚禄得之不易,特别是那种大贵族的声誉门面更为宝贵,若是起兵不成,祖宗七八代的险面也就丢尽了。况且在李渊的身旁,隋炀帝还派有两员大将,他们时时刻刻在监视着李渊的行动,一有反常征兆,即可行使先斩后奏的权力。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李渊不得不有所顾虑。

有人会说,李渊起兵不是打着拥隋旗号的吗?何惧犯上作乱的罪名呢?

反问一句:李渊既然真心实意匡扶隋室,那么为什么要借口杀死忠于隋王朝的两员大将,又号令四方,招兵买马呢?老老实实地据地自守,协助他方隋军镇压起义军和抵御突厥,不是更好的拥隋行动吗?其实连李渊自己也清楚,这是种“掩耳盗铃”的做法,骗不了明眼人,也骗不了隋王朝。李渊起兵以后,即遥尊代王杨侑为皇帝,可是东都的代王杨侑根本不吃这一套,立即派兵阻击李渊军,这是最好不过的证明。

李渊的这种害怕心理与懦怯是两回事。

所谓懦怯,是不敢作不敢为,看到巨大危险后丝毫不敢有任何一点的冒险行为。李渊后来到底起兵了,他先前的害怕,完全是一种在准备不周密、时机不成熟的情况下焦虑、等待、不安的心理状态。说得更准确一些,也是李渊的韬晦之计。李渊善韬晦之计并非始于太原起兵前夕。公元613年炀帝遣李渊出京师为弘化留守,李渊御众宽简,人多附之。隋炀帝看到李渊相貌奇异,又应了《桃李章》中的预言,心中很是惊恐。没过多久,便诏令李粼进京,李渊有病未能成行。其甥女壬氏在后宫,隋炀帝问她,你舅舅为什么迟迟不来?王氏答有病不能来。炀帝恶恨地说:“可得死否?”李渊当然立即就知道了隋炀帝所言,十分害怕,从此便纵酒度日,以示自己没有进取的抱负。与此同时又大出财宝贿赂隋炀帝周围亲近的官员和侍从,让他们在皇上面前多说好话。

看来,在隋末主昏臣佞的情况下,李渊是在夹缝中求生存,稍有闪失,便会酿成大祸。假如连身家性命都保不住,还谈什么推翻杨氏王朝,建立新政权呢?这种韬晦的成功,正是李渊大智若愚的一种表现。

李渊既是一个老谋深算的政客,又是一个成竹在胸的将帅。

太原起兵能如此顺利,并且在以后的一年之内便打进长安,建立唐朝,关键就在于李渊恰到好处地掌握了起兵的火候。

一、起兵早了不行。

隋末群雄剧战,皆在北方,

“可见其时政治之重心,实在北方也”。

在大业十二年(公元616年)上半年以前,大规模的贵族起兵主要是杨玄感,,虽然是“振臂挥从者十万”,但不几天便被镇压。地方官吏、豪强的起兵倒是不少,但力量分散,未成大气候。此时的农民起义军,实际上更多地是处于“打家劫舍”、占山为王、各不相顾的阶段。隋王朝经过两次大规模的东征,耗费巨大,国力衰竭,民心沸腾,不过其统治机制还未彻底丧失,尤其是还有强大的武装力量。隋炀帝第一次东征竟然动用军队113万之多。以隋王朝当时的国力,在大业十一年保持七八十万甚至百把万军队是不成问题的。

为什么隋炀帝对北方的反兵没有采取坚决的军事打击呢?

主要是因为他周围聚集了一大批佞臣,专事投其所好,报喜不报忧。而炀帝也只愿听好消息,不愿听坏消息。此时各地反兵已成雨后春笋之势,隋炀帝不知道。后来隋炀帝向苏威征询三伐高丽之事,苏威终于下决心要皇上知道有多少“盗贼”了。他让皇上不要遣发正规部队,只需大赦“群盗”,便可得兵数十万,让他们戴罪立功。御史大夫裴蕴在皇帝面前骂苏威“此大不逊!天下何处有许多贼!”这下隋炀帝真恼了,要判苏威死刑,后“未忍即杀”,并其子孙三世皆除名。隋炀帝不知道反兵真实情况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起兵的地方贵族、豪强,其地位大多不高,那些民众起兵者就更无地位可言了,因此上报与否关系不大。

若是大贵族李渊起兵,,谁敢不报隋炀帝?太原又是中原重镇,是长安的东大门,一旦李渊发难,隋炀帝必然要集中力量对付,李渊成功的可能性极小,而步杨玄感后尘的可能性却极大。李渊焉敢冒这个大险!

二、起兵晚了也不行。

其实,在大业十二年七月以前,蠢蠢欲动者何止李渊一人,众多贵族、豪强都在窥测时机。隋炀帝以为天下还算太平,遂于大业十二年(公元616年)七月南巡江都(今江苏扬州)。两名大臣,奉信郎崔民象、王爱仁以“盗贼充斥、日盛”为由,先后拦驾劝隋炀帝返回长安,均被斩首。此次南巡他带走多少部队,没有记载,按他以前动辄就带五六十万而言,少算一半,恐怕要带二三十万(后来王世充带兵5万北上增援洛阳;宇文化及杀隋炀帝,将土逃散甚多,尚有10万军队北上)。这样一来,关中、中原、河北等心脏地区的隋军就大为减少了。

翟让瓦岗军的勃发,河北窦建德义军的壮大,都是在隋炀帝南巡后出现的。到了隋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隋军被迫困守三处,联系隔断,自顾不暇。而隋炀帝因反兵太盛,既不愿意也不可能返回长安了。这就是说,隋王朝的统治机制实际上已彻底崩溃,面对几路各有数十万之众的义军已束手无策,隋王朝的覆灭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了。

在这种时候,李渊如果还不起兵,几路主要的义军将日益强盛,出现尾大不掉的局面。换句话说,李渊将利用不到这种大好形势来壮大自己的力量,而没有强大的力量是无法争权天下的。不止如此,李渊再不起兵,他仍然是腐败的隋王朝的一员大将和一个大贵族。不说距太原远的起义军,只说晋阳,“城外皆为战场”,各地义军的进攻目标,首先就是隋王朝的各级官吏,李渊难免成为隋王朝的殉道者。

结束语:

王夫子的话很有道理:

“高祖犹慎之又慎,迟回而不迫起,故秦王之阴结豪杰,高祖不知也,非不知也,王勇于有为,而高祖坚忍自持,姑且听之而以静镇之也”。

拿李渊自己的话来说,是“天其以使促吾,吾当见机而作。”由此可以看出,在太原起兵中,李渊既不是懦夫,也不是庸人,而是提挈全局的英明的决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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