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内卷”，教育解决不了社会结构问题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刘云杉四年前做过一个访谈，研究对象是一位从农村考入北大的孙学商同学（化名）。孙同学在大学期间非常努力，也掌握了就业所需要的各项专业技能。可他仍然没能如愿进入投行工作。

原因听上去挺简单，他不清楚如何去社交，如何拿到实习机会。

孙学商告诉刘云杉，临近毕业，他才明白，实习和校园学习如同两条腿，哪儿短了，都是跛足。视野的差距令人绝望，“因为这不是我自己造成的，而是我的出身造成的。”刘云杉在她《自由选择与制度选拔：大众高等教育时代的精英培养——基于北京大学的个案研究》的论文中分析道：

孙学商们对个人努力的确信遭遇到文化资本（指见识、趣味，辨别力与判断力等）排斥，后者如同一扇玻璃天窗，看似透明敞亮，只有用身心去撞击，在失败的疼痛中才体会到排斥来的多么不露痕迹。

阶层流动性是近年来中国舆论所聚焦的热点， “寒门难出贵子”的说法甚嚣尘上，985废物的说法也被用来自嘲“教育未能改变命运”的现实。不过在刘云杉看来，虽然以孙学商为代表的农家子弟的阶层跃升之路比其他出身优渥的同学更艰辛；可故事的另一面是，他已经超越了自己的原生家庭，有了蜕变。

“难道一定要和其他同学比吗？那会把自己逼到一个高度焦虑和绝望的地步。如果不能接受自己的出身，压力瞬间就增加了。”她的观点也和人类学家项飙在《把自己作为方法》中谈到的“认命但不认输”的看法异曲同工。

以下内容基于对刘云杉的专访，原题为《专访｜北大教授刘云杉：教育不应异化为逆袭的杠杆》，虽然在当时“教育内卷”的说法还未浮出水面，但实际上刘教授所谈到的教育中的过度竞争现象已经呼应了今时今日我们对“教育内卷”的关切。

有筛选无培养的“教育内卷”

在我那一代人（指七零后）的成长故事中，社会结构是开放的，有一个比父母更好的未来是一个自然而然的事情，但是到了现在，更年轻一代要超过父母成为一件困难的事情，当下中产阶层焦虑就是在这里，需要防止后代的跌落，害怕被甩出去。

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帕特南在《我们的孩子》中有一个很精准的比喻，在他的故乡俄亥俄州，1959年的那一代人就好像踏上自动上升的扶梯，站上去就能自动往上升；但是半个世纪过去，当他们的孩子踏上扶梯时，它却戛然而止了。

现在的中国和1980年代是完全不同的，但也不是“固化”，如果真的固化的话，今天的家长这么努力“推娃”反倒是没有道理的。大家依然愿意投资教育，是因为大家认为还是有希望凭借此来改变后代的命运。

之前大家都在自动上升的扶梯上，但这种上升的状态不可能总在持续，我们的下一代会面临更复杂的问题，面对更多的不确定性。

底层在教育中有实现平等的诉求，中产阶层则要投资与经营，防止地位下滑，而精英群体则要严格地维持自身的地位。这些诉求都在教育场域之中展开博弈。

然而问题的症结在于“教育内卷”（即过度或者不当的竞争）的出现，教育的筛选功能与培养功能完全脱节，有筛选无培养，或者说围绕筛选而进行训练，这就把教育内在的育人逻辑侵蚀了。

“教育内卷”之下，教育本身已经被扭曲成了各方利益博弈的赌场，赌资是孩子的成绩和成就，其后是家庭的投入、经营以及相应的社会资源。

中国今天已经嵌套在全球化的政治经济框架之中，中国精英阶层的子弟同样也希望到投行、律所和咨询公司就职，这一群大学生很清楚地规划好了自己未来的每个步骤：如果他们的就业目标是香港投行，就要规划暑期拿到什么样的实习机会，本科毕业时直接入职顶尖机构。

另外，顶尖专业职位的招人标准、常春藤大学的招生标准同样在强势影响着中国的教育，无论是爬藤的“西城家长”、鄙视链条上端的“顺义母亲”，当然还有设立在中国的海外留学机构，他们传递的都是这样的标准和视野。同时，这种选拔标准也会影响中国高校的选拔，潜移默化地改变着大家对于“英才”的绩能的预期。

美国式精英往往分不同的场域，比如经济精英、学术精英、政治精英……这些场域彼此区隔，有不同的实践逻辑，因此他们有不同的成长路径和选拔规则。

但相较而言，中国目前的各个场域发育还有待更充分，仍有一家独大和赢家通吃的危险。

此外，在具体的选拔层面，美国的客观化考试权重比较低，越精英的学校越重视招生官的主观判断，譬如，候选人的个人履历筛选的是人格资本（personal capital），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素质，譬如进取心、好奇心勇气、持久力等性格特征；而在中国，还是客观性考试占绝对主导，无论是高考改革的谨慎放缓，还是自主招生的小心刹车，都是在重申考试的客观性。

这样看来，我们会觉得教育有一些功利，但现代社会通过教育来培养和选拔人才，教育的筛选功能使其成为社会岗位分工、社会地位分层的代理机制，因此，一定的竞争和功利是正常的。

但我必须强调教育的有限性，教育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从某种角度如同月亮从属于太阳一样，是社会结构决定了教育制度，教育很难去解决社会的根本问题，所以也不应该被异化为利益分配的工具、阶层逆袭的杠杆。

换言之，教育解决不了社会结构问题。

江苏省南京市，一所小学里身穿校服的小学生。

家庭育儿焦虑背后是公立教育的“降格”

教育的终端是竞争激烈的社会，那么作为成功者的竞争力从哪儿获得呢？

不加区分的平等和减负并不能直接培养孩子的学习主动性，学校减负与课程改革之后，仍然要面对竞争性极强的选拔性考试，那么核心的教学究竟在哪儿发生？在哪儿习得？（难道由学生自主探索获得，由孩子率性成长、自然生出吗？）

核心的教学最后还是会转嫁给校外辅导和家庭。也就是说，减负一面拴住了公立教育的手脚，另一方面则壮大了校外教育市场，学校教育与校外培训嵌套在一起，学校教育降格为学习资源的供给方，不再负责学生德智体美的整全发展，不再是一个家长把学生交给它就可以放心的专业机构。

市民和家庭开始成为教育的主角，“家长群”变得越发重要。学校教育仅仅缩小成一个部分，甚至不是最重要的那个部分。

在精英家庭的父母眼中，孩子是需要精心培育、妥善照顾得以成功的“项目”。他们积极参与孩子的学校教育，直接与学校行政人员交涉，为孩子争取更好的成绩、更优秀的老师、进入学业发展的快车道。在教育的每一个环节，家庭都全面参与其中。

学者杨可针对这种情况提出了一个概念：“母职经纪人”，即母亲需要有效地把学校的资源、校外的资源整合在一起，成为孩子学习、成长的经纪人，成为在充足的课程、项目超市中精明的CEO。

与中产阶层教育孩子的焦虑一体两面的是家庭关系淡漠缺失的农民工家庭，比如留守儿童他们生活在各种经验的碎片化以及关系的缺失中，有很强的不安全感，渴求关爱和陪伴等情感上的支持。

工作的强度、竞争的压力吞噬了城市和乡村的父母，所以现在既有“母亲经纪人”，也有大量完全忽略孩子的“失职”父母。

2020年8月29日，南京玄武门的一大型书店的教辅书籍区，众多家长陪孩子前来挑选教辅书籍。

要点石成金，还是做有尊严的普通人？

基础教育治理中有这样几个关键词：义务教育均衡化、减轻学业负担，人民对优质教育的期待。

过去在一个县的教育生态中，有一两所实力相当的中小学，彼此展开良性竞争，良好的生源、负责任的教师，好的考试、尊师重道的社会风尚；现在义务教育均衡化，学校按片区招生，好生源不再集中，学校执行减负政策，不再上晚自习；同时淡化考试，教师的教学投入难以考察。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公立学校教育质量的空疏化。

另外一方面，高一级学校却在“掐尖”，我曾在西北一个地级市做调研，中考600分以上的学生全部被省城的优质高中“掐尖”，而地区一级中学的生源则在550分到580分之间。

在我们考察的县里，你会发现只要是还有“精气神”的家庭，都搬到县里了，为了把孩子送进县城的小学；除此之外，稍微富裕一点的家庭，因为对县中质量不放心，直接把孩子送到了省城中学去读书。这些父母们轮流请假“值班”，每一个人花一个月去照顾孩子，一到周末，飞往省城的机票非常紧张，因为家长们都要去看孩子。

因此到了乡一级的学校，师生比可能达到了1:1，30多个学生有30多个老师，甚至在有的教学点，学生都没有了，教师还在，均衡化就是这样在“托底”。

一方面是政策主导的义务教育均衡化，另一方面是高一级私立教育机构的“掐尖”，这背后则是基础教育的减负和高等教育的“拔尖”机制。

民众对于教育平等的诉求被解读成了“均衡”，而在均衡化以后，起“托底”作用的公立教育完全被捆绑住了；与此同时，校外机构和私立教育开始做大。高中的公立教育里每个学生学费不过八百块钱，但是现在培训机构一节课就要收五百到一千。那么，现在的“教育筛选和区分”到底在哪去完成？如果学校里面老师讲得不够透彻，那孩子只能是到外面去接受补习的教育。

我一直强调，教育有它独特的功能，教育能够培植人性、安顿人心、奠定社会基本的秩序。教育也是专业领域，如果它不再有专业的门槛、专业的权威，而成为一个各种力量均可博弈的场域，听任各种舆论、意见、冲突的民意，只会把教育内部的逻辑搞乱。

教育需要在多重诉求、多重张力之间维持一个“谨慎的平衡”。追求教育平等，不是要出一份人人都能考到一百分的简单试卷，也不是把不同资质的孩子都卷入到全面竞争当中。

而如果要以教育的平等去实现其他方面的平等，更无异于螳臂当车。就像 “龟兔赛跑”，乌龟跑输了，并不会去追问比赛规则的问题，而只会去责问自己的天赋低劣、努力不够，或者运气不佳，进而建立起对成功者的崇拜，对规则的遵从。人各安其位，相对的强者能够来庇护弱者，而不是一部分人在高位上赢得一切竞争，另外一部分人则在陪跑中不断体验挫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