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改制到底是进步还是复古呢?

西汉后期,随着政权力量的衰弱,基层的社会发展已经远远超出了政权的驾驭能力,土地兼并剧烈、奴隶和流民问题已成为当时严重的社会问题,并动摇了政权的统治基础。社会矛盾的不断激化,统治者与平民几乎演化为敌我双方,帝国的统治危机日益加深。汉平帝即位以后,王莽以大司马大将军身份辅政,权势日益膨胀,最终在初始元年取代汉朝,自立为帝,改国号为新,从此开始了他托古改制的一页。

王莽改制是其代汉后,为缓和西汉末年以来日益加剧的社会矛盾而采取的一系列新的措施,包括土地改革、币制改革、商业改革和官名县名改革等等,而这一切改革均以《周礼》为依据,故一直以来对于王莽改革的认定多认为这是一次复古运动。但王莽的改制未能减缓历史前进的车轮,他针对当时的社会矛盾所做的尝试,反而使各种矛盾进一步激化,终于导致赤眉、绿林为主的农民起义,王葬字巨君,魏郡元城人,西汉孝元王皇后新朝随之灭亡。

王氏家族成员当时以外戚身份多手可热,王家先后有九人封侯,五人担任大司马,是西汉后期最显赫的家族。族中高官林立,生活奢靡,唯独王莽一人独守清静,生活简朴,为人谦恭,且勤勉好学,随陈参学习《孝经》,服侍母亲及寡嫂,抚育兄长遗子,行为严谨检点,对外礼贤下士,对内孝敬叔伯,成为当时的道德楷模几乎具备了儒家规范中一切美德,可见其受儒家思想影响之深,恰是这一因素直接影响了其后来执政所采取的一切方针。

西汉末王莽以外戚故,屡次出任大司马,公元前1年主政,拥立汉平帝即位,被封为安汉公。汉平帝感其拥戴之功,立其女为皇后,平帝死后两年王莽篡汉,建立“新”朝,开展中国历史上最理想化的改制。王莽的改革涉及当时社会的方方面面,对其归纳总结,起到决定性作用的主要为以下几个方面:币制改革:居摄二年王莽开始币制改革,铸错刀、契刀、大钱三种钱币,与西汉原来通行的五铢钱同时流通。始建国元年,废错刀与五铢钱,另铸小钱值一,与大钱五十并行,并禁止铜、炭的开发和交易,防止盗铸。

政治制度改革:王莽严格依据《周礼》将新朝的官名、官制、郡县名和行政区划做了全面调整,恢复了五等爵制。在行政区划上先据《尧典》分天下为十二州,后又据《禹贡》改为九州,地理名称频繁改变,甚至有经过五六次转换后恢复原名,这些改革是王莽儒家思想烙印的深刻体现,它本身并非针对社会矛盾开展,仅表现王莽个人理想的实现然而却起到了强烈的负面作用。整个国家行政区划随之混乱,政权的行政系统几乎陷于瘫,更重要的是朝令夕改,严重弱化了皇权的尊严。

“王田令”的颁行:王田令规定的内容与上古时期所谓井田制相似,其核心思想就是对“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坚持,这是一种理想化的限田与均田措施。这一政策的出台,是针对西汉以来日益严重的土地兼并问题所采取的措施,更重要的是他把西汉儒学之士的梦想变为现实。改奴隶称谓为“私属”,严格限制了奴隶的买卖,堵塞了农民沦为奴隶的渠道,他一方面对奴隶群体表示同情,并解放了大批奴隶,同时,又以违法抄没及连坐的方式将大批平民没为官奴隶。

总的来看,王莽代汉及改制有其历史的必然性。西汉后期,社会矛盾已然相当激化,力挽狂澜本非易事。王莽作为一个彻底的儒家学者,为现固新朝政权,以《周礼》为宗,自然有其本身学术原因,托古改制也是他减小推行阻力的一种想法,他颁布的一系列措施,在许多方面还是值得肯定的。

这些改革,虽然多为针对当时的社会矛盾而发,然因其过于理想化,忽略政策可行性问题而均告流产。土地改制和奴婢私属,在贵族、豪强的反对下,最初就无法实行;评定物价权掌握在贵族官僚手中,更为他们利用职权谋取私利创造契机。币制多次改革,钱币质量每况愈下,钱越改越小,币值却越改越大,这一不合理的做法无疑使百姓丧失对货币的信任。这种复古改制,不但受到农民反对,连诸多中小地主也不支持。他性情狂躁,轻于改作,一味慕古,不切实际,刚復自用,所用非人,也是最终导致其改制失败的原因。

王莽改制的失败,固然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但他性情狂躁、轻于改作,一味慕古、不切实际,刚愎自用、所用非人,这些性格特征使他在改制中既不能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政策,又不能建立一个高效率、有威信的推行新政的领导班子,因此改革注定要失败。战争对人力、物力的消耗,促使其不得不征用民夫,加重捐税,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为了维持战争,又纵容残酷的官吏,对平民加重刑罚,终于在公元17年爆发了全国性的农民大起义。公元23年,新朝在赤眉、绿林等农民起义军的打击下崩溃,王莽也在绿林军攻入长安时被杀,新莽政权倒台,他所推行的改制也随之烟消云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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